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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活动的体现了个人化与非个性化的结合。一方面，法官的活动是个人化的，法官需要亲自审理并作出判决；另一方面，法官的活动又是非个性化的，法官的活动是其作为法官职业中的一员的活动。法官要能独立审判，排除外界干扰，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还需拥有一定的自治权。
法官与其他职业所享有的权利不同在于，它是一种公权力，它是从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的一种权力，它应当防止其他权力的侵蚀。同时，法官还应与普通的公众保持一定的距离。譬如，英国的法官，他们“身穿猩红色法袍，头戴马鬃毛假发，年事偏高，观念保守，虽然也食人间烟火，但却远离公众，履行着真正的圣职。”[11]因之，法官体现出了其公正，成为政府与公众间中立的裁断者，拥有了自身独立的利益，因此保证了司法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司法部门负责依法判案，司法部门对案件的法律意见与判决应当是终局性的。”“如果司法部门不按照适用的法律反而依据其他准则裁决案件，法律引导人们行为的功能便完全丧失。”[12]司法应具有权威性，使人信服。“司法制度的最重要宗旨之一是解决矛盾。如果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没有时间限制并可以不同理由反复上诉和修改，那就阻碍了矛盾的解决。”“无休止的诉讼反映了、同时刺激了对法院决定的不尊重，从而严重削弱了法院体系的效率。”[13]由于司法是法官对法律的适用过程，司法要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必然要求法官能够对法律做出正确的理解与适用，有的时候甚至存在着法官造法的情况，这就更需要法官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司法的终局性和权威性还意味着法官只依法行事，不受其他组织的干涉，这必然要求法官有独立的社会地位，作为独立的利益群体存在。
法官独立利益的形成也产生了一种对法官群体内部的拘束力，即法官自律。司法被看
作正义的符号，因此司法裁断者法官常常被看作正义的化身。然而“目前的强调‘司法公
正’的倾向表面看来是一个重视法治的标志，但是在这种法治中隐含的仍然是德治的习惯
性思维方式。”[14]法官素质主要应指其专业素质，而不应把这种素质过于道德化。在我们的
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清官情结”，期望好人政府。实际上，“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
只有一个脾气不下好，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
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15]人性是不可靠的，良好的制度恰恰是看到人性弱点的制度并
用制度设计加以限制。我们的传统统治者恰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总是提防官员各种可能
僭越的行为，用“量刑的机械化、法律的细则化、当事人的翻案权及上级机关的复审权”
来限制司法者的恣意。[16]而这一切都服务于最高统治者。但另一方面，统治者从来不忘教
化人民，用正统与道统的结合来树立道德楷模。然而这种道德楷模太少了，时至今日包拯
仍被视为典型的清官，有关包拯的文学、影视作品颇多。今天随着具有民主合法性的政府
的建立，对司法者恣意的限制应倾向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然而由于我国传统法律中形式
合理性要素的缺乏，“普通人更习惯于将问题道德化，用好人和坏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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