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金翼》成书于1940年代(英文正式版为1947年)［注２］，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注３］也于1947年出版。两书论述的都是于民国初年变动中的中国乡土社会。但就乡土社会中的诉讼而言，两书读来却予人印象颇异。
　　费先生于该书《无讼》一文中，也谈到了民国初年推行法治，大规模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及观念。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差序各局，维持民间秩序靠的是礼治。对当时新司法制度推行下乡，他认为许多不服乡间的调解而告到司法处的人，多是乡间所认为的“败类”之流，而且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是合法的行为。但他举的例子是一个奸夫告殴伤他的那位丈夫(这样的例子也可在苏力的文中发现)，这样法律保护的是前者，而礼治秩序保护的是后者。在这样的例子，旧道德与新法律的冲突碰撞是富有戏剧性的，以它来论证费先生的话，便也没有矛盾了。
　　然而在林先生的书中，对行为“善”、“恶”的道德评判并非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与该书着墨于家族制度而非宏观的乡土社会有关。)　在东林家族内和欧阿水家族内，差异格局与礼治秩序一览无遗(但也在变化，于官司中东林的长辈玉门、东干二人主动撤诉，“抛弃”、“出卖”了他)。而实际上考察起来，两家族的关系也很密切：东林祖父的舅舅是阿水的祖父，也即东林应称阿水为表叔，而且在玉门、东千与阿水也有姻亲关系。虽然，母系亲属中可能家族观念不那么优势，但作为晚辈的东林状告长辈阿水，是否就是费先生所称“败类”呢？
　　于林先生书中我们读不到这个意思，相反弥散着浓酽的功利气息。“那里”的乡民，更象富有经济头脑的商人。礼治下，东林是不对的；法治下，阿水是不对的。但是，围绕山林争讼案，乡民更关注的是结局，他们不去考虑谁的行为是善的还是恶的，这更像是场竞赛。阿水败诉后，在乡里威信扫地，而东林则声名远播，乃至茶馆里对这场官司的闲谈比起说书来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林在商业上也因此争取了更多债主、顾客的信任，并建立了新的交易关系。
　　可以说，费先生书中乡民尚乃传统的农民，而林先生书中的人物已在向商业社会起锚扬帆了——但勿忘记，两者记述及实地考察的时间相差无几。林先生设情境于福建，而费先生则抽象整个中国基层(不过他主要在广西，云南考察，本人则是江苏人)。难道，在当时就有如此大的沿海内地差异影响了这两位大家吗？两位先生说的都是事实，但入手角度不同使得给人印象有别，那么当时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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