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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准入的原则无疑是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和“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两种理念中的抉择，从而决定开放大门的速度和时间。然而不容否认的是作为弱者，其选择的可能越来越少了，因为要么不去参与竞争，而要参与，就无法回避与高手过招。早日成为强者，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三、交通规则是一样的吗？――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作为国际法的原则始于19世纪初。是以自由贸易为理论依据，在互惠原则基础上，通过国家间协议而确立起来的。二战以前，国民待遇条款通常是以保护诉讼权和保障人身等为其主要对象，二战后，国民待遇的范围扩大到社会保险、财产保护、经营活动、工业所有权、税收、金融证券的转移、交通运输等。而后，关贸总协定将双边条约规定的国民待遇上升为一项多边贸易关系的准则。其意义在于，任何缔约国在彼此间的贸易关系中自动享受国民待遇，不需另订双边协定。 一般而言, 国民待遇指一国给予所有成员国公民和企业与本国的公民和企业在经济上同样的待遇，从而保证成员国产品或服务与本国产品或服务在同等条件下竞争。
日内瓦协议要求实施国民待遇，成员国公司享有本国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向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公布一切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行政命令，给予同样的政策和要求 ，并不得对任何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外国资本有规模、数量及其它方面的歧视性限制。在此情况下，外资金融机构与国内金融机构可获得同样的经营环境。
目前，外资金融服务机构在中国境内仍不能说是已经享受了国民待遇，存在所谓超国民待遇和非国民待遇共存的现象。超国民待遇如税收负担上的优惠，中国内地对外资金融机构所征收的所得税率依照香港标准制定的，再加上其它税种，外资金融机构的综合税率远低于内资金融机构。再如中外资银行在信用卡业务上的待遇不同、两者结算佣金和税收不同、服务范围不同，中资银行纷纷反映在竞争中处于非自身原因引起的劣势。另一方面，非国民待遇使国外银行受到了不合理的约束，无法充分开展业务。非国民待遇不仅广泛存在于还没有允许国外金融机构进入的领域，而且存在于一些已经逐步放开的领域，比如证券业务只部分放开，对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各种限制等等。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同时享有超国民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并非仅为外资金融机构所独有。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税率优惠的问题上，外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而在行业准入的问题上，外资企业却享有的是低国民待遇。这就形成了一种局面，就是要么外资企业不能进入，而要一旦进入，就要比内资企业跑的快。因此，削减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呼声逐渐强烈，并且这并非来自于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基于经济理论或法律原则而提出的呼声，而是出于大量的内资企业对于要求一个平等的竞争规则的渴望。同时，对于行业限制的放开，其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试图冲入国内市场的外资企业，其二，渴望得到完善服务与优惠价格的国内消费者。因此，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应当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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