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Developmentalist Government)下，司法部门未必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它是避免权力滥用，保障社会秩序的安全阀。在政治家的腐败成为普遍现象时，廉洁、正直而有效率的审判制度就成为收拾乱局的最后手段；而如果连法院也被污染而失去威信，那么民众的不满只好通过非制度的渠道去宣泄。另外，在确定法制化路线以后，如果没有司法的独立性和合理性，美好的法律原则和规定都只是一纸空文，不能落到实处。”(注33)
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概括性和具体性的矛盾运动，是
刑事诉讼法的限权性的理论根源。从概括性来说，国家司法机关作为整体掌握着国家的刑事司法权，从具体性来看，这个权力又不可能由国家司法机关集体行使，总是表现为刑事个案中由具体的司法人员行使。由于司法者也是社会成员之一，与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同样有“自我”与“他人”的人性矛盾，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司法者个人的利益影响了其职权行为从而滥用职权，就会破坏法律实施的正确和公正，破坏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危害法律的社会基础，因而就会侵犯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同样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惩罚。司法腐败，即司法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历史性现象。司法者应当代表正义，但不必然代表和行使正义，这是司法活动的基本矛盾，是权力自身的矛盾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如果这种矛盾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正确与公正，这与国家意志本身是冲突的。因此，对司法活动必须制定行为规则。于是，
刑事诉讼法的存在就有了现实的基础。(注34)
强调
刑事诉讼法的限权性，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很多法律现象和诉讼制度的钥匙。例如，为什么国家要将众多的刑事诉讼制度（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上升为
宪法性原则？为什么要规定上诉不加刑制度？为什么要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正当程序保障条款？为什么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中涉及到一系列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等等？美国著名大法官威廉姆斯·道格拉斯的话说出了问题的答案，他说：“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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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王国枢主编：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第27页。
(2)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3)有的理论先哲们称
刑法为“主法”，
刑事诉讼法为“助法”，即是这一观念地反映。更有甚者，一些程序虚无主义者，则干脆将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异化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其潜台词是：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则可以选择。
(4)笔者曾在拙著《新刑事诉讼法论》（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一书中将刑事诉讼的功能概括为：私力救助的代替物；社会文明的标杆；法律秩序的调节嚣和人权的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