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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高宗永徽时期，高宗李治继位后，于永徽元年不诏修律，参加者有长孙无忌、李 、于志宁等人。他们参酌武德、贞观以来的律、令、格、式进行修纂，永徽二年便完成了这项工作，史称《永徽律》。史书记载，高宗仍遵循太宗时的宽简原则，故内容变动不大，只是对“旧制不便者，随删改”，改动了一些过时的修文，以适应新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永徽时期进行了一次理论立汉工作，永徽三年（六五二〕高宗下诏为“律”作“疏”。原因是：（1）“每年所举明法，遂元标准”，指科举考试，明法一科，对律式题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2）“行宪之司，执行殊异”，指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律文理解不一致，各纵司法机关对同一案件所作判决，刑罚相差悬殊。例如大理寺判处死刑，刑部却认为应判流 ；州里判以徒刑，县却认为应判杖刑。这样，唐统治者认为，没有统一的解释，对律文的理解相差悬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要制定《律疏》，对律文逐条加以解释。疏是疏通的意思，其中也有体现编纂者观点的议论，所以《律疏》也叫“疏议”，对律文的解释叫“疏议曰”。参加律疏编纂的仍然是长孙无忌等定律诸人，这项工作，经过一年时间，永徽四年（六五三）十月完成《律疏》三十卷，遂即颁行全国。《律疏》编纂者，还对律文中的疑难问题，来用问答的方式，进一步作了阐释。此外，有地方还加了小注。可见，一部《唐律疏议》包括律文、疏议、问答、注四一部分。
疏议、问答和注，虽然是解释律文的，但它是经皇帝批准的，即所谓国家解释，所以同样具有法律效力。从此以后，“断狱者引疏分析之”。后来把律文和疏议并在一起，称《唐律疏议》。
第四次是宏宗开元时期，从开元元年到二十五年，曾三次修订律文，最大的一次是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开始的。这次是继贞观之后，对律令进行全面的修订。参加者有李林甫、牛仙客、王敬从等人，历时四年，于开元二十五年完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史称《开元律》和《开元律疏》。
唐代除上述四次较大的立法活动外，其他几位皇帝有的也进行过修订律令的活动，不过都还是在个别条文或个别文字上进行改动。值得提出的是，唐宣宗大中七年（八五三），编纂了一部新律典，叫《大中刑律统类》，这部律典的特点是，在律文之后附以敕、令、格、式，并把相关的一类分为门，共121门。这部律典在唐代影响不大，但是这种编纂体例，却被以后五代的后周和宋代所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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