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特点：宽仁慎刑。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以宽仁治天下，而于
刑法尤慎。”宽仁，就是提倡用轻刑。唐初，统治者亲眼看到隋朝实行严刑峻罚，激化了社会矛盾，造成“百姓怨嗟，天下大溃”的局面。他们以此为鉴，从长治久安的目的出发，在贞观年间修订旧律时，降死刑为流刑者九十二条，降流为徒者七十一条。其它削去烦苛，变重为轻者，不可胜记。综观中国古代刑罚制度，惟有唐律规定者最轻。主要表现在：（1）唐律规定法定刑有笞、杖、徒、流、死五种，分二十等。死刑处决方法只用绞、斩。（2）基本上一罪一刑。唐以前或以后，有时一罪二刑、三刑。（3）刑罚加减方面以从轻为原则。例如加刑一般不加至死，如加至死，也只是到绞为止，而不加至斩。（古人认为绞刑能保全尸体，斩则身首异处，斩比绞为重。）这叫做“至死不复加”。减刑时，死刑减等，如斩刑减一等，不是处绞，而是减为流三千里。流刑减等，如流三千里减一等，一下就减到徒刑三年。这叫“二死三流同为一减”。（4）加役流取代可杀可不杀而不杀的死刑犯，这是唐太宗时创设的。凡死刑犯可不杀者则流三千里，一般流刑到流放地后，在那里功役一年，而加役流多劳役二年，即加役二年，共三年，所以叫“加役”。流。总之，一部唐律都贯穿着轻刑原则。
慎刑，是指对犯罪者处刑时，取慎重态度。唐太宗曾对他的臣下说：对待一般犯罪“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对于死刑，因为“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故规定：对判处死刑的罪犯，在执行前要反复审核，反复向皇帝奏报，在京师的“二日中五复奏”，各州则“三复奏”，表示慎刑的态度。史载由于实际此制，而使“全活者甚众”。在一定程度上自能减少冤狱。
三、唐律在法律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唐律，由于它产生的历史条件，使它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发展史，上上承战国时期的《法经》，历经秦汉魏君，至唐而集其大成，成为典型的封建律典。从而也使它成为唐以后历代封建律典之楷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清代大学问家孙星衍曾说：“不读唐律，不能知先秦历代律令因革之宜。”换言之，读了唐律，就能够了解历代律典之擅递关系和来龙去脉。纵观中国历代律典发展变化的事实，诚如孙氏所言。
由于唐朝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成为当时世界上文明先进的国家，与各国的经贸关系和友好往来，非常频繁，许多国家特别是东亚各国，派遣使节和大批留学生来唐，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各种典章制度。唐律设有“化外人”文条，调整外国人居唐期间的法律关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为唐律是一部具有典型性的封建律典，符合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和需要，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同时，也把唐律引进本国，结合本国情况，制定自己的律典。在亚洲，最突出的是日本。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指出：“在隋唐两代不 的派遣了不少的僧侣学生，来到中国留学，把中国的文化，各种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差不多和盘地输运了去。”其中自然也包括法律文化。正如日本学者桑原 藏所说：“我国大宝律大体上是采用唐律，只不过再考虑我国国情稍加斟酌而已。”例如将唐律中的“八议”省为“六议”，删去“议勤”、“议宾”。将“十恶”改为“八虐”，删去“不睦”、“内乱”。刑罚制度大宝律仍沿唐律笞、杖、徒、流、死五刑。惟流刑不计里数，而分为近流、中流、远流三等。大宝律所规定的罪名，如阑八宫殿、犯跗、指斥乘御、私渡关等，皆与唐律相同。朝鲜古代律典，据《高丽史》记载：“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于唐。至于
刑法，亦采唐律参酌时宜而用之。”越南古代
刑法，亦“参用隋唐”。可见，唐律的影响，不仅及于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而且及于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各国，在世界几大法系中，成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它对世界封建律典的影响，堪与罗马法媲美。因此，说唐律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遗产中保存至今的瑰宝，应该是非常恰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