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先生学术思想暨21世纪中国法学展望研讨会”综述
薄勇 王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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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曾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和法学教育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三载有余，为了更好的继承先生的学术成果、发扬先生的治学风范，由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中外法学》编辑部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法律史教研室、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律思想分会联合召开的“张国华先生学术思想暨21世纪中国法学展望研讨会”于1999年5月28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60余位相关学科领域的著名学者参了会议。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志攀教授、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学珍、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赵存生、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教授、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韩延龙教授等到会并讲话，会上并宣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教授、中山大学刘恒焕教授的贺信和贺诗，然后由北京大学李贵连教授作主旨发言。发言结束后会议开始进行学术专题研讨，本次会议共有三个专题：(一)张国华学术思想；(二)法治理论研究；(三)中国法律史学的发展。与会的各位学者深切缅怀了张国华先生的“道德文章”，并就会议的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讨论。现将会议中的主要议题综述如下：
学者们首先研讨了张国华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张国华先生主攻中国法律思想史。这一领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沈家本先生，三十年代，杨鸿烈先生又写成了《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书，堪称打鼎之作。张先生对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及成果填补了自沈家本、杨鸿烈等先驱者之后的空白，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思想体系上都不愧是这一学科的里程碑。北京大学的李贵连教授认为张先生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形式上在某些方面与杨鸿烈先生的《中国法律思想史》相似，其实有质的飞跃。他和杨著的不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即“重其所重，轻其所轻”。就是说，根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特点，把这一学科的重点放在春秋战国的和近代，杨著“儒家独霸时代”即秦汉到鸦片战争部分，所占比例最大。而张先生却对春秋战国与近代部分重笔浓墨，对秦汉到鸦片战争高度概括。这反映了二者学术认识上的差异。张先生认为春秋战国与近代是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思想的激荡新思潮迭起，思想家都在为未来社会寻找新的法律制度，并为自己理想中的法律制度进行论证，因此，中国法律思想史这门学科的重点应该放在社会转型期。李贵连教授还提到了张先生的一个没有付诸实践的思想，即将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合而为一，冶上下古今、立体平面、动静诸态及各种纵横于一炉。中南政法学院的范忠信教授谈到张先生对他的教诲：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的任务，不仅仅是罗列古代有什么法律思想，更重要的是反省思想的历史——抓住思想的特征，总结思想的演变规律，反省思想之得失。张先生在讲先秦思想史的时候，特别注意两点：一是注意介绍和分析特定时代的特定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特征，二是特别注意总结和反省一定法律思想(主题)的演化规律。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武树臣教授在谈及自己得益于张先生之处时说：张先生给弟子们留下了两笔重要财产，一是先生宽厚、待人以诚的高尚品格，二是严谨的治学之风。张先生主张做学问一定要踏实，要把史料的本意搞清楚，不要把古人的东西现代化，要按照历史的事实本身去理解历史。并认为张先生思想中有大量的闪光点，自己关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研究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这些闪光点的启发。段秋关教授也追忆了先生的生平以及自己追随先生时的情形，为自己有缘能够师从良师感到高兴。他认为张先生把学问、思想和方法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张先生治学的严谨、扎实以及对学术规范的尊重是后来学者的榜样，张先生的学术是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的，在先生身上体现了一个中国现代学人的优秀风范。发言的每位学者在总结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同时几乎都提到了张先生的为人，为其崇高的人格所感染，并对此铭记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