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法律》译后记-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应当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我在这里说他伟大，还不敢说他的学术思想多么伟大，学术思想总是由社会结果来评判的，也就是将由历史来评判（尽管，作为法律经济学派的创造者、英美法律的重新阐释者、实用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甚至一些学者认为他是、尽管他自己否认是美国后现代法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已经是“活着的最有影响的法律家”了）；更令人敬佩的是，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他30余年来长盛不衰的学术热情、视野开阔的学术追求以及与之相伴学术敏感和创造力。这一点，对于我以及其他有志于推进中国法学发展的学者来说，恐怕都足以作为一个楷模。
　　
　　中国的法学学术在过去20年里发展得还比较快，但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弱点。首先，学者的学术视野不够开阔，往往局限于自己的领域，对新知识，不仅对其他科学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知识不愿了解，或没有能力了解，甚至对法学内相关的各分支学科有时也不愿关心；或者是如同本书译者一样，对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还算有点关心，但对部门法的细节相当生疏。这种状况实际上都将严重阻碍这一代法律学人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下一代法律学人的成长。
　　
　　第二，太容易满足。写了几篇文章，出了一两本书，有了一定的名声，就开始吃老本，不思进取，不愿深入，不愿拓展一下自己的领域，了解一些自己不了解甚或与自己现有的知识有冲突的学术进展。这实际是缺乏对知识的热情，对学术的热情。因此，时不时会出现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产品的自我复制。同时这也表明法学界的学术研究传统还不够，而最终表明的法学界的学术竞争还不够。没有足够的竞争压力，没有足够的学术淘汰，自然就很难加快学术的提升。
　　
　　第三，太法条化和教条化，既表现在上面所说的不关心其他学科的成果，也表现在对法条付诸实施的后果的缺乏足够的关注；总以为法条、原则、概念可以解决问题，把法条搞细了，搞通了，就可以保证世界秩序的良好。而一旦法律出了问题，又总是习惯从道德上予以谴责，或是责备执法者或普通民众素质不够，似乎概念、原则、法条永远是正确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刻舟求剑的作派，总是试图把现实的世界装进一个形式主义的框架。
　　
　　第四，由于缺乏对知识的追求、热情和自信，因此，也很很容易在学术上走政治正确的路，包括用经典名言包装自己，或是向世俗认同求得支持。以各种形式追求各种类型主流的认同，不敢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其实，在学术研究上，如果追求无限风光，就只能是在险峰上攀登，甚至必须走向边缘，就必定不可能、至少是当即不可能成为主流，就必定要承担某种世俗的孤独。当然，可以理解，没有人希望孤独。但是如果选择了以学术为业，以探索为业，那么就必须有承担学术上孤独的勇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孤独其实是一种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