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些英勇的试图复兴的努力，但雅典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渐凝结为历史。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希腊人所无比珍视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甚至还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一次滑入波谷，是人性旋律的一次趋于低沉。当然，在这些衰败的景象之下，还是保留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种子，还是会有新的东西生长。人类有把握说，他还能达到新的辉煌。事实上我们后来也见到了这一点，但那已经是另一种辉煌。
[1]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9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 不难注意到，在这些璀灿的群星中，前期最突出的是如梭伦、克利斯梯尼、伯里克利等政治家、而后期最突出的是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哲学的猫头鹰确实往往在黄昏才起飞，哲人的角色往往是解释、反省、沉思、有时也包括哀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3] 这有些类似于美国立国后一、二百年间所经历的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如戈登·伍德所言，美国在其立国之初，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是推崇贵族和身份等级制的，但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社会却转向了一种平等的大众民主。见其《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例如梭伦改革在当时穷人要求平分土地和富人想不损害自己利益两者间寻求中道：他废除所有债务、解放债务奴隶并禁止以后再有类似的出卖人身的契约，但并不平分土地；在政治、官职上他给予所有自由公民以选举权，但却只有那些财富达到一定标准的人有被选举权。他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 “我卫护两方，进退维谷，”“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立起了一根分隔两方的柱子。”“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等等，而这种“中道”相对于错误的极端来说，又是一种“直道”或“正道”：“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详见《雅典政制》，《古希腊罗马名人传》等书。
[5] 当然，这并不是说，出身贵族者赞成民主都是出于公心，或都有很高的德性，而毋宁说动机常常是混合的，如克利斯梯尼制定民主
宪法有可能是更好地维护家族的利益，伯里克利支持民主也有和当时站在贵族立场的政敌抗衡以使自己在政治上崛起的考虑。但贵族总还是更多地受到传统道德和荣誉感的制约，如出身贵族的阿里斯梯德与出身穷困的地米斯托克利的政争，前者就表现得更有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城邦危急时能主动捐弃前嫌，而后者虽然富有才华和极佳的直觉判断力，却不那么讲究手段。
[6] 基托：《希腊人》，第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如果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有溢美之嫌，那么，作为其敌人的科林斯人对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比较当更能说明问题。其中赞扬了雅典人的勇敢、革新和进取精神，说雅典是远为近代化的国家。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0—5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8]基托：《希腊人》，第144页。
[9]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页写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城邦之间，“在领土的扩充中，没有陆地上的战争，只有边疆上的小冲突，没有派遣陆地上的远征军，离开本国去征服别的国家。没有小国在强国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同盟，也没有小国自己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共同行动的联盟。战争只是邻国间的地方事件而已。”帝国和同盟的形成看来在点燃和扩大战火上起了很大作用。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8页。
[1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9页。
[1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56页。
[13] 参见基托《希腊人》第7-8章的叙述。当然，斯巴达虽以“解放希腊”为号召，事实上主要也还是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1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39、442页。
[15]日后柏拉图想寻求哲学王的统治也是往这个国家。
[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17] 尼西阿斯认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雅典的选民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影响的，所以，虽然现在它的士兵的大多数人在叫嚷，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地位，但他们一旦回到雅典，许多人就会改变口气，说是将军们受了贿赂，把他们出卖了而回来的。因此，他想与其死在一个丢脸的罪名之下，不如死在敌人手里。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32页。其他如处死打了胜仗但在救援和处理尸体上不力的将军们，支持胜利时的亚西比德，而他一旦失败一次则即抛弃；对伯里克利罚款以解怨气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