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过，哈耶克在更多层面上深化了这一思想。特别是在二战后的著述中，他进一步论述了，比如像如何合理配置资源这一类必备的知识，是一种无法通过统计报表或语言进行交流的知识。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在反对毫无保留地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秩序问题，哈耶克指出，像经济统计学之类所谓客观的、articulatable的知识，绝非关于经济行为的唯一的知识。1945年他首次明确提到这一点， 当时他强调了“关于时间与地点之详情的知识”作用(1945: 80)，在哈耶克看来，这类知识是不能脱离背景的。在晚年著作中，他又指出，此类知识经常是默会的知识，不可言传的知识。
默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是指那些我们有所知晓，但却不能明确表达的知识。举例来说，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怎样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已经处理许多相当复杂的物理方程，但是没有一个人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会琢磨如何解这些方程。或者举一个更现实的例子，想想小孩子是怎样并没有点关于语法规则的概念上的知识，却能说出语法上无可挑剔的句子。这就是Gilbert Ryle对knowing how和knowing that所做的著名的区分。这类知识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问题就在于找到某种途径，使这类知识能与他人交流分享，使他们也得以运用这些知识，当然，很显然我们并没有通过正常的语言或数学来做到这一点。
哈耶克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一个答案。至少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在良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下的竞争就提供了进行这种交流沟通的途径。下面这一点通常被认为是他对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就是他认为，由市场竞争所形成的价格，可以认为就是体现着社会普遍容易接受的默会知识。 当人们进行买卖决策时，他们就是在通过行为，而不是书写或说出的话语、数字，来进行沟通交流他们自己对于这一正在讨论的物品的知识和偏好。价格在这一或那一方向的运动，就提供了见解地获取他人知识的途径，借此我们就可以协调于他人的行为，而毋须某一中央集权机构的指导。1945年，哈耶克就指出， (1945: 86)，市场价格形成了某种解决方案，也许某一单个人在掌握了全部信息（这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后，也能形成，然而事实上，这些信息是分散在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中的。换句话说，价格体系能使我们透过使自己投身于某一制度性过程中，超越我们自己知识之不可避免的零散、contextuality、及不易言传，从而自发地形成秩序。
苏格兰传统论制度（Institutions）的作用
制度就成了苏格兰传统之当代研究的关键。[5] 诚如斯密、 门格尔、哈耶克所指出的，由于现代社会巨大的规模和匿名性（anonymity），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很难了解他人的详细具体的知识，我们就需要通过社会规范、规则和制度这种办法，来调整我们的行为。用Ludwig Lachmann (1971: 50)的话说，制度，在西方传统中被理解为
能使我们每个人依赖于其他成千上万的并不认识的他人的行为，尽管我们对他们的个人的意图和计划根本就不了解。这些制度是社会的交叉点（nodal points of society），调整成百上千万人的行为，大家就不用再费心地获取和理解关于他人的详尽的知识，也同样能形成他们对未来行为的一个个具体的预期。
Lachmann把制度的作用与我们前面讨论的分立的、有具体背景的知识（divided and contextualized knowledge）联系了起来。Lachmann指出，Weber的制度理论就是我们倾向于把所有的经济社会制度，都看作是使我们的分散的和经常是默会的知识能为社会所用的某种沟通交流过程。
现代的研究深入地揭示了制度的这一方面，制度被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调性知识的总和” (Langlois 1986a: 237)。因此，制度缩小了我们为了行事成功而必须了解的东西的范围。制度能使我们对他人的行为作出更准确的预期，即使我们并不掌握关于他们的详尽的知识。比如，如果人人都同意（不管是明确同意还是默许）了某种惯例，我们就不必胡乱猜测其他参与者（out-guess or out-strategize other actors）。这一所谓的合作难题（coordination problems）的经典例子是靠道路哪边走。关键是所有人都同意，至于到底做何选择倒并不重要。而确立了这么一个规则后，我们就不必每次上路时都要算计一番。据此，制度的重要性在于，通过排除社会交往中很多不必要的协商过程，从而使我们把更多的精力集中到那些商没有制度性解决方案的情况中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