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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伯罗奔尼撒战争是这样一个时期，“于是，历史走到了这样一个时期，古代雅典文明的正午阳光，罗马共和国的依稀晨曦以及爱尔兰为时短暂的暗夜（唯一打破这这暗夜的是费尔·伯格（Fir Bulg）和图尔萨·德·达南(Tuaha Dé Danann)的英雄传说）同时呈现在历史的天空下。”（第一章：希腊）
他在叙述罗马在文化上对罗马的承继时说，希腊在政治上陷于罗马的支配之时，希腊对罗马精神上的反征服也开始了，以至后世的贺拉斯给出了如下发人深省的断语“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她野蛮的征服者（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第二章：罗马）
他在记述统治者权利渊源的上升论时说，即便如此，上升论依然是英、法、美三国宪政改革的脉搏；它的久远的起源，据说是在“我们的日耳曼祖先”一度居住的丛林之中，至今，它仍然给大西洋两岸的盎格鲁-撒克逊作者的理论提供令人愉悦的触动。（第三章：中世纪早期）
在介绍作为一般历史背景的一战爆发的因素时，他在简短的话语中流露出的悲悯情怀予人深深感动，“这些因素看来也构成欧洲氛围中的宿命论意识，——好日子就要结束了，而风暴之后将是漫长的夏季；这一意识中甚至还有不耐烦的因素，人们对雷声和闪电已迫不及待，希望而后将迎来清新的空气；但那些促成战争因一个相对微小的事件而爆发的士兵和国会议员们，又有几个人会想得到战争会持续这么久，带来这么严重的劫难呢？”
在介绍提出“社会工程”学说的美国著名法律社会学家庞德法学家的法学思想之后，有感于庞德社会利益的区分兼顾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作者不凡俏皮地说，“显然，社会工程师本人既是顾家的男人，又是社会的顶梁柱”。（第九章：二十世纪前期）呵呵！
作者如是评论二十世纪的温和抵抗运动，——这一反抗的颠峰时期或许在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早期，表现为没有清晰目标的欧洲及美国的学生动乱浪潮，以及反对越战的抗议。记录、扩大，并或许进一步助长所有运动的是媒体，——媒体凭借廉价而普及的电视报道而更为迅速和有影响，它带来了即刻性的评论和争论：媒体从业人员认为他们的职责在于报道戏剧性的事件，他们往往略带左倾同情地来报道那些异议现象，这看来是他们的职业偏好。（第十章：二十世纪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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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遭遇这些语句时，我总是想起基恩缅怀老友的那一段深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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