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财政法上有相似的体现。现行有效的达两千件以上，这些法律、法规有些是近几年制定的，有些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有些甚至是建国初期制定的，后经多次修改补充，已经面貌全非，加之有的操作性差，法律、法规之间以及政策之间不协调等〔１３〕，使得有关财政的法律、法规实施效果不佳。
３．宜粗不宜细。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相差较大，所以，长期以来人们便认为，法律规范不可能订得太细、太具体，立法时就追求一种比较“原则”的作法。但这种太原则、太笼统的条文，因为不明确、不具体而缺乏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如现行
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就不够全面和详细，特别是申请与受理、审理与决定两章的规定，欠缺实际操作性和规范性，以致在实际复议工作中，不同部门的申请，受理、审理和决定的程序随意性很大，做法很不一致。”〔１４〕在实践中往往是由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省一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等制定实施办法、实施细则与司法解释等。国务院的实施细则的条文数量有许多已超过法律本身。如《
计量法》共３５条，施行细则有６５条；《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共３０条，而施行细则却多达１１４条；《
技术合同法》共５５条，其实施条例也多达１３４条。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是如此。《
行政诉讼法》共７５条，而《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有１１５条；《
民法通则》１５６条，而《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则有２００条；《
民事诉讼法》共２７０条，而最高人民法院的“实施意见”多达３２０条，等等。这些实施细则、司法解释表面上是具体了，明确了，但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法律架空了，立法者所追求的“原则”，最终也没了，法的威信丧失殆尽，法的实施也与立法者的初衷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