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认为，民主制度可以减少决策错误，托克维尔却认为，民主国家的错误不见得比专制国家少，可能还要多，但民主国家纠正错误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能够强大：“民主制度失误的机会虽多于一个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察觉失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一般没有与大多数人对抗和反对理性的利益。但是，民主制度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被人承认为真理，而且许多国家在没有看到失误的后果时就可能灭亡了。”所以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人的巨大优越性，不仅在于他们比其他民族明智，而且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改正。”根据前面的逻辑，还可以加上一句，美国幸运之处在于环境使其有机会改正错误，并变得强大。
民主国家很难为了战争动员足够的力量，但是一旦发展起来之后，其力量是无穷的。在20世纪，美国经过100多年的累积性发展，终于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过，对于世界来说，这并不一定是幸事，因为美国在国内事务上是自主而且民主的，但是在对外事务上却很难说是民主的。托克维尔也看到了这一点。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外交事务的非民主性，是制度性的：“联邦
宪法把经常指导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而总统和参议院却在一定程度上能使总的对外政策摆脱人民的直接和日常监督。因此，绝对不能说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是民主的。”
从人为因素来说，美国外交政策深受美国总统指导思想的影响。托克维尔认为，华盛顿和杰克逊对美国外交政策很有影响。华盛顿的思想是扩大经济交往、保持政治独立、信守所所签条约；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避免永远结盟，避免纠缠于欧洲列强的纷争，保持中立的立场，根据利益和正义的原则选择战争与和平；采取防御态势，遇到以外时利用暂时的联盟。托克维尔引用了华盛顿的名言来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价值：“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喜欢另一个国家，它便形同一个奴隶，即成为自己的爱和憎的奴隶。”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就是一种观望的政策，要求有所不为，而不是有所作为。这样的政策只有美国能够执行，因为美国有独特的地理条件，与欧洲列强有大西洋隔离。不过美国的外交将来会如何，托克维尔认为很难断定，“无论是它的朋友，还是它的敌人，都只能暂时存疑。”
托克维尔能够确认的是，“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绝对不如其他政府。”民主对国内事务有利，因为“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经常在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日常的实用知识，以及称之为常识的关于生活小事的学问。常识足以指导人们的一般行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应用民主的自由，经常要比民主政府因失误而造成灾难好得多。”
但民主对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有利。因为：“对外政策几乎不需要民主所固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所需要的倒是发挥民主几乎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内的资源，使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进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而且，所有这一切，还能对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发生间接的影响。但是，民主却难于调整一项巨大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定规划，然后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很少能够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这却是一个个人或一个贵族所具有的素质。”不过，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国家“经过长期的治理，也能象一个个人那样养成这种素质。”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政治的自然倾向是“促使民主在政治方面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为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期计划”。这一倾向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表现得很明显。幸亏美国人有许多头脑清晰的人去说服美国人相信美国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欧洲的战争，使美国不受任何损害。在这一进程中，华盛顿的功劳很大：“人民支持法国的心情极为热烈，若不是华盛顿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定性格和为人民所爱戴，恐怕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面对这一自然的倾向，华盛顿也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冒着很大的风险：“这位伟人以其严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的慷慨然而轻率的激情所做的努力，还险些使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报赏：他的国家对他的爱戴。”所以，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假如
宪法当初不把指导国家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华盛顿和人民不支持他，那末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谴责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