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林先生在哈佛大学研习人类学多年,本书还反映了功能主义在美国的一些最新进展。林先生曾说:“费孝通先生从国外回来,进一步传播了功能主义。我晚些回来,又带来这个学派较新发展出的均衡或平衡论。”(林耀华,1999,P52)用平衡的观点解释社会,是林耀华先生和他在哈佛研究班的同仁Chapple和Arensberg共同的学术取向。他们都以对平衡态的关注为核心,也涉及影响和干预人们相互交往的文化环境。(林耀华,1999,P54)这种的方法在《金翼》当中是主要的分析工具。如在书的最后,林先生总结道:“人际关系的体系处于有恒的平衡状态,我们即可称之为均衡。……人类行为的平衡,是由人际关系网络组成的,每个个体的变动在体系中发生影响,反之他也受其它个体变动的影响。因各种干扰力的影响,人类生活摇摆于平衡与纷扰之间,摇摆于均衡与非均衡之间。人们通过不断调整内部关系保持平衡,而调适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响。”这些都体现出了平衡论的分析路数。同时,从平衡到失衡,再到新的平衡的过程,林先生称为变迁。他也探讨了影响变迁的诸多因素。关于变迁,总的因素是“文化”,具体说来包括:物质环境、技术变革、人员更迭和系统之外因素的影响。这些分类无疑把变迁的过程说得清楚了许多。但对“原因”的探讨总是很难证实或证伪,不过是一家之言而已,本文不多谈。
《金翼》的选题还有一些重要因素,也是“中国学派”的的特点之一,即以关注中国本土汉人社会为研究的出发点和根本归宿。林先生说:“我和费孝通等当年接受了西洋人类学以后,都没有像西方人类学家那样只研究部落和少数民族社会。我们不约而同地偏重于汉人社会的研究。这可能与我们共同接受的燕京大学社会学教育有关。更大的关联则是我们都在国家危亡的关头开始对中国社会文化进行研究。”(林耀华,1999,P55)所谓“中国学派”的这一特点在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学术理想中得到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兹不赘言。
人类学和中国相接触近一个世纪了,林先生的《金翼》初版距今也已一个甲子了。语云:不读古书,不可轻议古人;读了古书,益知古人不可轻议。所以,抱着“了解之同情”是一种慎重的态度。抛开一些细节,在本书中作者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内,人事的代谢和世事的浮沉。具体地说,是对“命运”和“风水”的解说。这才是困扰作者并促使他写这本书的“问题”。在《金翼》英文版前言里,对此有明确的说明。“一度不相上下的两个家族为什么能在仅二十余年时间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所左右?何至于此呢?”(林耀华,1989,P1)林先生并不相信“风水”的解释,认为那不过是“神话”而已,不是科学的解释,也因此在书中仅在选中房屋的建筑地点时候提到了风水先生的作用,一带而过,没有作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在谈到帝国、家族或个人的命运时,我们探索的是人际关系。”这样一来,所谓的“命运”就可以归结为社会和文化了,也就能用科学的方式来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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