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罗尔斯重回普林斯顿大学攻读道德哲学的博士学位，师从功利主义哲学家斯代思（Walter Stace），1950年在该校获博士学位，提交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一种伦理学知识基础的研究：参照对品格的道德价值的判断来考虑”（A Study in the Grounds of Ethical Knowledge: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Judgments on the Moral Worth of Character），他在论文中尝试提出一种反基础论（anti-foundationalist）的伦理学论证程序，他后来在正义理论中使用的“反思的平衡”的基本证明方法即与此有关。当年他还修了一门有关政治哲学的课，从那时开始，他便决定要写一部有关社会正义问题的著作，而在二十年之后，这部书终于问世，其准备不可谓不久，其决心也不可谓不坚韧。
　　罗尔斯说他那时即有后来发展为“原初状态”的观念，甚至有一更复杂的程序，但都是笔记，没有整理出来。他说他事实上是一个“偏执狂”(monomaniac)，他一心想把事情做对，把工作做得尽量完善，而在哲学中一个人也不可能不抱有某种信心来从事它，因为真正的困难总是存在。当然，这种“偏执”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执着，这种“偏执”指向的恰恰是一种殚思竭虑如何捍卫平等自由、关怀弱者和多元宽容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罗尔斯的持之以恒也确实令人惊奇和钦佩不已，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一本书主义者”，他一生的运思几乎都可以说是紧紧围绕着《正义论》这本书（1971年出版），或稍广义一点说，紧紧围绕着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这一核心内容展开。前此二十年，他是一心一意为这本书作准备，而后此三十年，他也是一心一意的继续考虑对这本书的批评进行回应、以及继续发展和完善，他并没有在这本使他享有盛誉的著作上坐享其成，而是不断改进论据、并从中发展出新的理论来。
　　大致与此同时，他还邂逅了他后来的妻子霍克斯（Margaret Fox）,并于半年后结婚，两人育有两子两女，白首偕老。罗尔斯在这期间事业方向和家庭婚姻都有了一个定局，这大概也是一种“三十而立”吧。
　　罗尔斯毕业后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助教（1950—1952年），并认识了到该校访问的牛津大学教授厄姆森（J.O.Urmson），经厄姆森介绍，52年获奖学金往牛津大学修学一年，在那里他认识了著名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史家伯林（Isaiah Berlin）、著名法学家哈特（H.L.Hart）等，积极参与了他们的研讨会，他运用虚拟契约论来证明道德原则的构想即于此时明确化。1951年，他发表了“用于伦理学的一种决定程序的纲要”（Outline of a Decision Procedure for Ethics）。这是他的初试之作，以后他更专注于社会正义问题，潜心构筑一种理想性质的正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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