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牛津回美后，罗尔斯辗转任教于康奈尔大学（1953—1959年）、麻省理工学院（1960—1962年）。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两种规则的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 1955），“作为公平的正义”（ Justice as Fairness）， 其以“公平的正义”为标志的正义理论的粗略框架于此基本成型。这一段时间罗尔斯发表的文章也许并不算太多，但能够以质取胜，而哈佛大学也算是能慧眼识人。1962年，罗尔斯41岁时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任教，其后三十年不再变动，直到退休，在到哈佛后的前十年时间里，罗尔斯进入了一个相对高产的时期，他接连发表了“宪政自由与正义观念”（Constitutional Liberty and the Concept of Justice 1963），“正义感”（The sense of Justice 1963），“法律责任与公平游戏的义务”（Legal Obligation and the Duty of Fair Play 1964），“公民不服从的辩护”（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966），“分配的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1967）， “分配的正义：一些补充”（Distributive Justice: Some Addenda1968）这期间是罗尔斯思想工作最紧张的时期，这些先行发表的文章就大致构成了以后《正义论》主要章节的雏形，他也以此来倾听反应和批评，以便对自己的理论作进一步的改进，他还从60年代起就开始在自己的课程中讲授所撰正义论的初稿，以广泛地在师生中收集意见，总之，到60年代末，其反复磨炼、精雕细刻的正义理论的全貌实际已经呼之欲出。
　　1969—70年，罗尔斯专门到斯坦福大学的高级研究中心去做《正义论》的最后定稿工作，在那里他的书稿还差一点出了意外：由于该中心炸弹爆炸和救火，他放在中心办公室里的唯一一份新手稿差点被毁。无论如何，《正义论》一书前后数易其稿，不断修改和扩充，终于在1971年正式出版发行（A Theory of Justice）。这本书开始他以为只写了三百多页，后来印出来却有五百多页，不仅在内容和意义上，在篇幅上也成了一本大书。
　　《正义论》出版之后，很快就在学界乃至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反响，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罗尔斯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批评，继续对自己的正义理论进行修改、完善和发展。他在随后的二十年里陆续发表的重要文章有：“最大最小值标准的一些理由”(Some Reasons for the Maximin Criterion 1974)；“一种康德的平等观” ( A Kantian Conception of Equality 1975)；“对善的公平”( Fairness to Goodness 1975) ；“道德理论的独立性”(The Independence of Moral Theory 1975) ；“作为主题的基本结构”(The Basic Structure as Subject1978)；“道德理论的康德式建构主义”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 1980)；“社会统一和首要善” ( Social Unity and Primary Goods 1982) ；“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 The Basic Liberties and Their Priority1983) ；“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学而非形而上学的”(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1985) ；“重叠共识的观念”(The Idea of an Overlapping Consensus1987)；“正当的优先性和善的观念”( The Priority of Right and Ideas of the Good 1988)；“政治领域和重叠共识”(The Domain of the Political and Overlapping Consensus 1989)；“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主要论题” (Themes in Kant’s Moral Philosophy 1989)等。1979年罗尔斯接替阿罗(Kenneth Arrow)荣任“大学教授”，享有这一职位者当时哈佛大学全校仅８人，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学术研究的方便，比方说有随时进入学术休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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