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义论》出版后的三十年里，罗尔斯也看到了它不断被译成其他文种出版：它在1975年首先被译成德文，罗尔斯还在这一德译本中做了修订，后来的一些译本及1999年的英文修订版多根据此译本推出；1979年这一年，就有韩文、日文和西班牙文三种语言的译本问世；1981年有葡萄牙文译本出版；1982年意大利文译本出版；在西欧主要语言的译本中，法文译本独后，是在1987年问世，罗尔斯专门为它写了一篇序言；1988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何包钢、廖申白合译的《正义论》的第一个中文译本，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谢延光译的第二个中文译本，而据我所知，徐征等还有另外两个未出版的译本。此外，还有俄文、匈牙利文等文种的译本，但据说不是全译。
　　罗尔斯的性格比较内向，甚至可以说有些羞涩，他并不很擅长言谈和讲演，说话速度不快，时而还出现口吃，但他的讲课广受尊敬，每学期最后一节课学生要鼓掌到他走远听不到为止，这甚至已成为哈佛的一件著名轶事。他几乎不接受任何传媒访问，也不喜交际，很像一个老派的英格兰绅士，伯林形容他“像一个带着黑色高帽的清教徒”。他的态度谦和，为人中道，从不疾言厉色，但他的内心实在说来是骄傲的，也不轻易向外人开放。他的身体不是太好，尤其最近几年，据说他几乎无法写作了。他这两三年出版的著作基本上都是由他的学生整理的。
　　罗尔斯对自己的著作的出版一直十分谨慎和“比慢”，总是要广泛听取意见、反复修改后才肯付梓，并且一般是先就其主要观点发表若干文章，然后再在适当的时候整理成书。他的第一本书《正义论》是在他五十岁时才出版，而他的第二本书《政治自由主义》则又过了22年才问世，1999年到2001年倒是一下就出了他的好几本书、但这已经像是一种最后的交代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他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已经无法再撰写新著或对旧著做大的修改了，这大概也是他终于同意让学生把他的论文集等书出版的一个原因。只要他还有精力修改，他大概还要把这些著作放在自家箧中的。除了战争中的几年，他的生活看来是平淡、甚至单调的，这是生活在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的学者的选择，他有板有眼，不急不躁，舒缓前进，初看起来速度不快，最后取得的成绩却是结结实实，成色十足，而份量也因此就足够可观了。他现在也只需静静地看着自己毕生努力的工作，这一工作已经进入了历史，在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学史上取得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罗尔斯迄今为止的生活基本上是顺遂的，也是成功的，他的著作虽然不是很早和很多，但还是较早就引起了关注，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也一直在很好的大学工作，并很快又到了哈佛大学。他是专心致志于学术的，他的关怀不是像古典的自由主义大师、例如密尔那样宽广，他是相当纯粹的一个学者，也是相当符合现代学术标准并取得极大成功的一个学者，除了一些很少的例外——如在“广岛五十年”一文中——他一般不轻易表露感情，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的感情。我们对他的精神世界、对他的焦虑、苦恼、内心的挫折（如果有）不得而知，但即便有这种感情，他本来也没有必要告诉我们，学者毕竟不同于作家，当然，他也可能本来就将这些焦虑化解得很好，无论如何，在他冷静论证的正义原则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对人间，尤其是对弱者的关怀，这是一个出身富家的学者对于穷人的真诚关怀，带有这种关怀特有的高贵和令人感动的一面，但也可能仍留有 “无法感同身受”的隔膜和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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