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我们并不陌生，当研究西方法律制度时，决不可忽视宗教的重要意义[6]。韦伯在其《儒教与道教》一书中，分析了中国的宗教与西方的不同，并指出这是中国何以无法滋生现代资本主义及法律观念的重要原因。然而，伯尔曼则认为世界各国在宗教与法律的关系本质上并无不同，“我们发现，在所有的社会里，虽然是以极不相同的方式，法律都需要借助任关于神圣事物的观念，其目的的部分是为了使人具有为正义观念而献身的激情。……古代中国也是如此，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那里，法律被看做是必要的邪恶，不过，它又辩证地与儒教的礼仪、修养及新儒家的祖先崇拜和皇帝崇拜有密切关系。在苏联，神圣观念与正义观念的相互依存也是事实，……在所有已知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7]。伯尔曼并不怀疑，即使在中国，法律也曾被信仰（或者程度不同），而这种信仰借助的乃是儒教及传统的伦理。
伯尔曼的这本小册子自从上世纪80年代被译为中文之后，在法学界广为流传。同时流传的，还有译者梁治平先生的精彩的前言：死亡与再生：新世纪的曙光。梁先生精辟地概括了作者的基本观点之后，提出了他本人的论断：二元论从来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乃是和谐，……我们的法律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理解的那种，毋宁说，“它们不是法律，反倒是压制法律的东西”。它是执行道德的工具，是附加了刑罚的礼。……我们的文化的独特性还表现在政治的道德化上面。……体现于此种道德化的政治当中的“政教合一”，实较西方历史上的“政教合一”更为广泛和彻底，也更加不容易消除。就此而言，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综合，而是分析；不是克服二元论，而是破除一元论；不是综合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裂隙，而是重新创造出一种法律，重新创造出一种宗教，一种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法律与宗教[8]。
梁治平先生对中国表示出深刻的忧虑：“我们的现代法律制度包括
宪法、行政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门类，它们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建构一个现代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它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这恰好不是我们的传统。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标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是渐渐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信任，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任这法律。因为它与我们五千年来一贯遵行的价值相悖，与我们有着同样久长之传统的文化格格不入。这样的困境不是比西方人面临的危机更难以摆脱吗？”[9]梁先生的忧虑也是我们的忧虑。无论看上去多么完美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如果缺少精神的基础，不能唤起民众的认同和信任，又怎能产生对它的信仰？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对梁先生以破除一元论创造新的法律与宗教的“神话”表示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