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世俗化和合法性危机-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毫无疑问，这两个统治合法性理由在当代中国都被严重的削弱和被普遍的怀疑。共产党自身的统治合法性面临极大危机。因为任何一个现代政权都已经不可能简单维系在成王败寇的暴力逻辑上，它必须自圆其说。并必然要以某种形式将合法性搭建在“同意”的基础上。宪政体制就是一种将统治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与公共权力的安排。这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最大的一个进步。所以关于以政府的对立面和批评者面貌出现的“合作方式”可不可能被接受的问题，其本质即是宪政体制在今天的中国可不可能的问题？
　　除了20年改革与世俗化进程的渐进力量之外，我认为宪政体制在今天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在面临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机。如果共产党不进入这个危机，或者不认为自己存在这个危机，中国的宪政体制也就没有契机。1978年时，共产党也因为文革而面临执政后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以魏京生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为代表，西单民主墙运动第一次提出了统治合法性转变的民间要求，即要以民主的方式把权力从“老爷”和独裁者手里拿过来。当共产党“救世”以后又迅速“毁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统治合法性和先验性就迅速失去了解释力。先验的合法性已经基本耗尽。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到后来对社会主义的新诠释——“解放生产力论”的出台，事实上挽救了合法性的危机。这是以政绩来为合法性加冕。为什么由我来统治？因为我来统治的效果很好。但即便如此，怎么知道你是最好的呢，在你的统治下GDP增长可以达到8%，那么换一个人上来可以达到9%怎么办？在一个没有比较和竞争的政治舞台，政绩其实无法为权力的彻底垄断圆场。
　　“解放生产力论”是对社会主义最大的修正。这种修正完全无视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即对社会公正的追求和强调。反而在西方体制最擅长的方面（生产力）扬短避长，硬着头皮喊出唯生产力的口号。这是共产党自身世俗化的开端。但这是不得已的，形势逼人，共产党没有其他的思路（民主化的思路）来挽救岌岌可危的统治。这个修正的方向必然会带来意识形态统治的削弱，和政权的不可逆的世俗化。一个本来比君主制更加有力的现代意识形态极权体制，就开始比所有君主制和选举制的合法性都显得更加虚弱了。因为君主制和选举制的合法性根据虽然一个是神学的，一个是世俗的，但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程序性”的。因为没有一位皇帝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赫赫之上。即使是一位昏君，也不必用8%或者9%的经济增长来说服老百姓，来为自己“心照不宣”的统治者身份进行DNA鉴定。而一位民选领袖的合法性更不是建立在政绩之上。他的合法性彻底的来自于“正当的程序”，即便丘吉尔和罗斯福证明了自己的确具有雄才大略，并挽狂澜于既倒，闹钟一响也要准时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