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法典应当顾及现有的立法传统和立法模式，比如
刑法、
合同法，尤其是正在制定中的民法典。我国民事立法自清末以降，主要继受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系，其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德国法系的最大特色就是设立总则，在立法技术上采“从抽象到具体化、从一般到特殊”的法律结构，不仅整部法律采用总则-分则模式，而且各章节一般也设有总则（即一般规定），以竭尽所能，概括共同事项。尽管知识产权法作为无形财产之法，有其相当的特殊性，但因其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故仍为民法之一部。因此，为与现行民事立法相协调，我国知识产权法典也应承继总则-分则的立法模式，而不采《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的立法模式，此为立法传统上的理由。并且，究其总则本身而言，于知识产权法典也作用甚巨：
首先，总则抽象、概括的风格，有助于简约条文，避免分则的重复规定，使法典更具合理化，有利于节约立法资源。总则有纲举目张的作用，统摄全局的气势，有利于协调相关分则或单行法的合理制定，不致出现相互矛盾的现象；其次，总则的设立，有助于促进知识产权法的安定性和预见性。由于知识产权法因应科技的挑战，经常发生于法无据的情形，比如域名纠纷初现之时，即为其适例；又加上国际关系的影响，知识产权法的变动不居也属平常。而总则的设立，宣示权利行使、权利限制、权利冲突协调等一般原则，为法官裁判新发生的案情，提供了自由裁量的依据，以顾及个案正义及社会发展。最后，总则有解释条文和填补漏洞的作用。限于立法者的知识和能力，法律尚难做到法无歧义的程度，而且社会生活绚丽多姿，法律自制定之时，便与现实逐步相脱离，故不能周全规定，更何况知识产权法所调整的对象，在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变化难测，因此，这些缺陷都有赖于总则的解释和运用，以消除歧义，填补漏洞。
关于知识产权法典的内容设计，限于笔者学识和目前研究的程度，在此仅略作提示，有待学者深入研究。总则的设计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立法目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取得、权利公示、权利行使、权利限制、权利冲突的协调、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行政管理、司法救济、与国际条约的关系等。上述内容有的可以只作原则性、宣示性规定，比如权利行使等制度，以留待分则或单行法中做出具体的规范。至于分则，可以分为：（一）技术创新编，包括
专利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植物新品种法、计算机程序保护法等；（二）文化艺术编，包括
著作权法、数据库保护法、民间文学保护法等；（三）营业标记编，包括
商标法、商号法、域名法、商业外观法等；（四）反不正当竞争编，规范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上述内容的构想只是一个粗糙的想法，并不成熟，有研究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