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识产权法的变动向来比较激烈，如果纳入民法典之中，可能影响其稳定性，使其朝令夕改。
知识产权法向来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联系密切。中国加入WTO前夕，连续修订了《
专利法》（2000年8月）、《
商标法》（2001年10月）、《
著作权法》（2001年10月），同时还颁布了《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2001年3月），目的主要在于适应加入WTO后遵循TRIPS协议的需要。法国在1992年颁行《知识产权法典》后六年间，为贯彻欧洲联盟颁布的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的条例，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曾先后12次修改或增补知识产权法典，涉及条目有112条，占总条目的1/4，这在其他法律部门是十分罕见的。 同时，知识产权法也时刻面临着科学技术的挑战。电脑技术蓬勃发展、互联网络粉墨登场、生物技术方兴未艾，无不震荡现行立法，引发知识产权法的变革。软件保护、网络传播权已相继体现在知识产权法之中，关于基因技术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国际上正争论不休。可见，国际关系与科学技术既是驱动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车之双轮，也是困扰知识产权法稳定性的重要力量。对于传统民法而言，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理论研究已蔚然大备，法律制度也相对稳定。如果知识产权法强行纳入民法典之中，将有损于民法典的安定性。何况，民法典也不必追求全面规制，我国采民商合一体制，几成定论，在民法典之外，尚有单行的商事法，在其之外再多一部知识产权法，又有何不妥？
（三）知识产权法包含为数众多的行政管理方面的公法性规范，与民法典的私法自治理念不相协调。
知识产权是私权，知识产权法在传统上也被认为是私法之一部。但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比如发明、作品，不仅关系其权利人利益，而且还攸关社会公共利益，有的发明的诞生甚至影响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而调整有形财产的物权法的保护对象，比如房屋、土地，主要关系权利人的利益，虽也肩负相当的社会功能，但其作用远逊于知识产权保护对象对社会公益的影响。因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如何寻求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为知识产权法诞生以来的重要使命。与此相适应，公权力广泛介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协调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因此知识产权法中的行政法律规范，比任何其他私法部门都广泛、细密、复杂得多。比如，在权利取得方面，设有专利、商标的申请、审查、公告、批准等行政程序；在权利行使方面，设有商标转让核准、使用许可备案，专利转让登记、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强制许可等行政规范；此外，还设有专利无效、商标争议裁定等行政措施。公法规范在知识产权法中与私法规范几乎各占半壁江山。传统民法为践行私法自治理念，虽然在物权法、亲属法等领域设有大量的强行性规范，但在整个传统民法之中，行政权力直接干预的现象比较罕见，公法色彩并不浓厚。而知识产权法却与之相反，其各个领域几乎都置身于行政权力的统治之中。
如果把这些公法规范连同知识产权私法规范一并纳入民法典，由于与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
继承法的私法风格，大相径庭、大相异趣，将显得不伦不类，并且会破坏民法典的私法品格及其私法自治的形象；如果除去这些公法规范，只把知识产权私法规范纳入民法典之中，也不具操作性，因为这些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已是唇齿相依，不容分离。专利权、商标权等多数知识产权的取得、无效或撤销等重要事项都有赖于行政程序始能完成，如果知识产权制度脱离公法规范，将丧失其完整的体系，反而违背了民法典追求体系化的目标。所以，与其将知识产权法分割为两部，私法规范部分吸纳于民法典之中，公法规范部分保留于民法典之外，不如像
公司法、
证券法、
海商法等商事法一样，在民法典之外设单行法，以克服这一矛盾。事实上，商事法之所以保留在民法典之外，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公法规范尤多，难以与民法典传统的结构体系和私法自治品格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