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女教授和公安负责人三者在屏幕上形成的话语格局非常别致。（在这种格局中事实上还有另外两类人：群众和司机。但他们已经分别有了女教授和公安负责人作为他们的态度代理人，故从略。）我仔细琢磨，终于想通：原来，这活脱脱就是一幅道德语境的再现。这种道德语境关涉生命和人权，二者至少在话语上的不可侵犯为主持人的态度倾向、女教授的义愤填膺以及公安负责人的底气不足定了调。
教授因违章而白死（或几乎是白死），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为什么教授是“白死”？司机有过失，其行为已经侵权，但却免责（或责任轻微）。我理解屏幕上三种主角对于生命的道德关注，但我不理解的是，本来是要寻求对个案的解决，为什么会转化成对一般性的规定的讨论？难道我们的电视栏目真有西方国家议会讨论法律的能力？——可行的解释是：我们长期以来的道德化思考，使人们的道德关注在不经意中就转变成了一种道德语境的诉说。
此中，媒体当然应负主要责任，它在本案中是这种道德化语境的肇起者。如果新闻记者拿着话筒问任何一个人：教授该不该“白死”？此个案该如何处理？而不是集中在（我看到的那半截是如此）“十八条”的规定合不合理？或许我们就能在屏幕上看到另一种格局，已经死去了的教授的权益也会因此得到更好的维护。老实说，如果本着以修改法律（“十八条”）为要旨来维护受害者的权益（这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媒体的癖好），姑且不论时间和成本的支出，事实上也涉及法律的溯及力问题，而法律的溯及力并不总是对受害者有利（在
刑法中，情况则完全相反）。——个体权益在人们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中又一次被消解掉了！本来是出于对生命的道德关注，但已经死去的生命到最后仅成了修改法律的一个可有可无的注脚，而我们的法律专业人士，在道德话语的抑扬中，说起话来仿佛把法律都忘了似的。
我坚持将个案处理与对一般性规定的讨论区别开来，是因为在技术上，这是完全可行的。“十八条”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我猜测，它肯定没有深入考虑司机和行人同时违章时，事故处理的情形（本案中教授的“白死”我想绝非“十八条”制定者的“本意”）。这种考虑可以通过诉讼，由法庭补充完成。毕竟，执意以推翻法律的方式来完善法律的规定，不仅成本相当高昂，而且是否能完善法律规定本身也是有问题的。这一点，法律发展史可以提供佐证。
话说回来，如果行人都能格守交通规则，“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即便在形式上仍有效力，但实质上已废弃。我捉摸，“十八条”就是冲着国人执意要违反交通规则而来的。（我说“执意”，是因为大多数人都知道规则且频频违反规则。）国人执意要违反交通规则，也许和基础设施有关，但是不是属于我们“基本国情”的一部分，我想你我都知道。（死者不应该受到菲薄，我推定你我不比死去的教授的守法素质高。将心比心，才有“基本国情”一说。）针对这种“基本国情”，当局又一次使出了传统政治中惯用的杀手锏：杀鸡骇猴！——这就是“十八条”不得人心的地方。只是这一次杀鸡骇猴比较特别，鸡不是当局选定的，谁撞枪口谁倒霉；杀鸡骇猴也不仅是为了当局管理的方便，也维护了猴群自身的利益，——谁能想象拥挤的公路上盲撞的猴群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生命在中国是非常卑贱的。无论是古代的“草民”，还是现在的“主人”，生命都十分卑微。从“草民”到“主人”，是关于生命的道德话语的激扬，但令人吃惊的是，在近现代史中，伴随着生命话语激扬的是众多的生命无声无息的消灭。近期，“人权”有仿效“生命”的趋势。人权业已进入某种道德化的语境，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对人权青红不分、鱼目混珠的呼吁，会不会反过来成为国家暴力机器在鱼目混珠中扼杀人权的理由？我很当心这一点，“十八条”在屏幕的讨论在我看来就近乎这种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