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阅读您的作品以及亚瑟•雅各布森的作品，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在过去十余年间，我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共同前提都在不断增长。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卡多佐法学院一直都在改变，并且是在朝着最好的方向改变。
罗森菲尔德：我知道您出生并成长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人社区当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您可否简要地描述一下这一经历对您的智识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德里达：归属于一个殖民国家中的一个少数族裔群体，这种认同感是使我对法律敏感的许多原因之一。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群体早在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就已经居住在那里。因此，阿尔及利亚犹太人一方面属于被殖民的民族，另一方面又为法兰西民族所吸收。
在纳粹占领期间，阿尔及利亚没有德国驻军。只有法国人和维希政权在那里制定并推行着压迫性的法律。我被迫辍学。我的家人也失去了公民资格，这是一项法律事件。即使是一个孩子，也能够理解失去公民身份的含义。当你处在这样一种边缘的、不安全的、飘摇不定的状态当中时，你就会对法律授权的问题多一些关注。这时，你是一个身份和权利受到威胁的主体，而这种身份和权利是由一种法律来界定的。
罗森菲尔德：我知道您曾经访问过南非，并且专门了解过“真相与谅解委员会”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和它的工作。您能否告诉我们您是如何对谅解和宽恕这一主题产生兴趣的？
德里达：我在去年开设了一门关于谅解和宽恕的讨论课，这一主题包含若干法律维度。随后，在去年夏天，我访问了南非。当时，“真相与谅解委员会”正开始撰写它的报告。到处都在讨论它的工作。我作了若干次关于宽恕和谅解的讲座，并阅读了一些相关文献。我还有机会会晤了该委员会的若干成员，并得以了解该委员会运作过程的许多侧面：它是如何组成的？它如何变成争议的焦点（任何一方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完全认同它的工作）？它是如何在紧迫状况下解决那些随时可能破坏非国大与白人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的？“真相与谅解委员会”其实是非国大与白人政府之间的一项共识的产物，这项共识就是：只有赦免而不是报复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我尤其感兴趣于被他们称作“刮骨疗伤”（healing away）的那种程序，这是一种政治治疗的方式。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政治治疗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兼容于纯粹宽恕这一哲学理念。我有机会倾听两方面的证词以及“法官”（委员会成员）的观点。因此，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并得以了解南非的历史。
正像你或许知道的那样，在南非，
宪法承认的官方语言有11种之多。任何向“真相与谅解委员会”汇报的人都可以任选一种官方语言来作为表述的媒介。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证词最后都会被翻译成英语，一种基督教的、西方的语言。例如，有人告诉我，“原谅（forgiveness）”这个词在好几种官方语言中都找不到严格的对应词。于是，人们质疑只使用一种特定语言作为最终译本所用语言的方式。我越来越对“真相与谅解委员会”所遭遇的语言学问题感兴趣，并且为“表达悔意的语言”这样一个概念所吸引。当我用英语说“I beg your forgiveness（我请求你的原谅）”或你用英语回答“I forgive you（我原谅你）”的时候，这种表述对承载着其他文化、习不惯于用别种语言来表述的人们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