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钞票就不同。钞票是由国家发行的价值的凭据，代表的是实实在在的货币价值，这就把对焚烧行为的理解控制在了纯经济的领域，不和那些望梅止渴的概念扯上关系。属于个体的财产严格讲并不是钞票本身，而是钞票所代表的价值。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譬喻，好比你将车子寄放在车房，然后领取一个车牌。那车牌并不是你的，车子才是你的。假如凭车牌可以在其他地方领取相同的车子，因而车牌流通了起来，甚至成为支付和结算的手段。那么车牌也就和钞票差不太多了。而车牌之所以可以如此值得信任，是因为发行这个车牌的是国家。国家以它的信用来支撑流通性，并为方便流通取消了车牌的有因性，也就是完全认牌不认人。
其实钞票一旦出现，就体现出国家力量对私人产权的介入。尤其在现代，政府借助货币手段对于金融的宏观控制日益加强，一纸钞票上的国家性质就更加显著。在好莱坞电影《指环王》里，只有巴金斯才能看见魔戒上的精灵族文字。但在钞票上，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政府部门大红的印章。而且一个最简单的证据是，我们获得钞票时没有支付钞票制造的成本。就象停车拿牌时没有缴纳车牌的制作费用。
所以钱买来的东西可以焚烧，钱本身却不能焚烧。而我们一旦不能自主的烧毁钞票，财产权的绝对私有就成为了一个乌托邦。钞票就由一种私有财产的象征，转成为国家力量源源输入的一个穴位。
我的看法，如果钞票可以烧，国旗能不能烧都无所谓。如果连自己的钞票都不能烧了，那么焚烧国旗就成为一件有必要的事情，成为个人自由的一种市场替代品和对财产权的迂回保护。
假如不幸，这两样都不能随便焚烧，农民们便转身烧起每年高达6.5亿吨产量的秸秆。每年5、6月间在北京、西安、成都等大城市，大规模的秸秆焚烧使城市上空烟雾弥漫，郊外焦土满野。重则航班停机，球赛夭折。年年此时竟有几分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惨象。各级政府和环保总局每年定期发布禁令，但成效不佳。况且焚烧不过是成本最低的抛弃财产权的方法之一，报载今年成都沙河附近的农民又换了花样，开始将大量秸秆抛入河里，造成河道阻塞。
抛弃秸秆的原因很简单，如同当年资本家们牛奶倒入大海一般，乃是边际成本最低的处理方式。尽管在政府部门大力扶持下，目前秸秆的二次利用途径的研究颇见成效，比如气化、免耕覆盖、草料加工、制造一次性餐具等。然而这些技术的成本始终过高，何况技术的成本可以降下来，但因为秸秆高度分散在农户手上和广大的田地中，秸秆开发利用的交易成本在分散化的农业生产格局中，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降得下来的。所以据统计，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和大城市附近，秸秆焚烧的比例就越高（甚至高达70％—80％）。因为秸秆利用的价值相比之下会越低、而以此替代其他资源的机会成本却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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