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罢工斗争，仅仅是对这一市场化博弈的补充而非替代，这种补充作用的地位和重要性并随着市场和社会体制的成熟而不断降低。今天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会组织已经成为市场利益主动的追求者。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和立场坚定的谈判专家，而主要不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罢工斗争的领导者。在市场的疆域内，工会开始逐步拥有足够多的手段和博弈空间。在跨国的贸易关系中，工会组织也成为了相当活跃的一种市场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指向劳资市场，在市场开放、贸易自由、税收减免或者全球一体化等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工会都在频频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与传统的工会角色相反，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在自由贸易和社会变迁方面，越来越成为倾向于保守和稳定的力量。
我们在讨论中国今天频繁的罢工和其他形式的工人斗争时，应该清醒认识到这些罢工并不能说明今天中国的劳资矛盾已经到了如何沉重的地步。我个人并不认为劳资关系的对立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尖锐。在我看来，这种表面的尖锐和频繁罢工最能说明的问题，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一个市场化博弈机制的欠缺和工人阶级利益的有效表达已经到了怎样沉重的地步。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虚假意识形态，是如何造就和强化了这种欠缺的。
去年底的《
工会法》修改，确定了工会作为职工单方面利益代表的定位。第6条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这种维权的性质首先不是泛政治色彩或关乎社会公义的，而首先是市场化意志的必然表达。以1994年《
劳动法》的颁布为标志，劳资合一的行政化劳动关系开始被劳资分离的契约化劳动关系所取代。既然工人的待遇完全由企业自主决定，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开展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方向。这个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又势必代表着工会在市场化力量的推动下，将与党—国家体制之间实现彻底的角色分离。
在我国目前的市场化进程中，对于工会代表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伸张和表达的顾虑与阻碍，一方面来自意识形态对于工会政治角色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另一方面，则来自政府面对社会利益分配时依然保持的一种非市场化心态。比如出于对我国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过分强调和对外资的渴求，禁止工人自发组织工会，削弱甚至弹压工会的声音，以维持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吸引外资，就成为政府衡量全局的考察下主动选择的政策倾向。对外资的渴求首先是来自资方的渴求，但在政府的资方身份和政府主导型经济的非市场化传统下，却首先变成了政府本身的一种渴求。如果仅仅是来自资方的渴求，这种渴求与来自工会的利益伸张之间本可以通过市场的博弈达到一个平衡。这种平衡是比政府的所谓全局衡量更加有效并且公正的，但现在这种博弈却被政府朝向资方的政策倾斜所取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