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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文化上的专制，从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起算，政治权力直接干预文化几乎成了中国的传统，2000多年来一直未改变过。封建专制政体与文化专制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文人成了儒生、官僚、封建地主这个生态循环圈中的一个环节，专制政体必须用文化专制的措施加以维护，压制民众的民主思想，以保证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而文化专制的措施又往往是靠政治权力来强制推行的。韩非提出的“言轨于法”和“以吏为师”的主张，为禁绝百家和实行文化专制提出了切实的方案，而秦始皇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缔造者，实施了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汉武帝用一种文化思想压制其他文化思想，从此奠定了儒家独尊的局面。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形式已发展到了空前的高度，与此相一致，封建统治者从政治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也更加严厉了，突出表现在惩治思想犯罪和大兴文字狱上。本来，科举制度给中国官僚机构选拔人才提供了重要渠道，但也给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的文化事业带来了一些消极和负面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主体意识：文化只是手段，只有当官才是目的，读书只能去热衷于四书五经，热衷于科举考试，以便走上仕途；学术文化成为升官发财的手段和工具，文化人失去了作为独立的认识主体存在的可能性，只能永远作为政治的附庸。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不是人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相反，它的主旨是想方设法如何统治人、束缚人，其实质是专制主义的，其功能主要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看不是把人引向个性解放和人格平等，而是引向了个性的泯灭，使大多数人不能成其为人。这主要从儒家道德理论中可以看出。儒家道德理论从表面上看，特别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修养与自我完善，然而问题恰恰藏在其中。“三纲五常”理论导出的最明显的后果之一就是把人作为工具，以至我们建国后仍把人当作“螺丝钉”。
5、战争是非理性的产物。在统一国家上，中国的历朝历代对统一采取的方式是暴力和军事手段，建立的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统治只强调目的，不强调手段，不择手段，对统治者的权力并没有作出限制，而是赋予了统治者无限的权力，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选择统治手段。这也为实施非理性的统治大开了绿灯。由统治者实施的非理性统治和被统治者采取的非理性的反抗从此拉开了序幕。其后二千多年的改朝换代，统治者大都循此故辙，没有改变，以此方式来维持大一统的状态。纵观中国古代社会，“在传统法文化中，一切大政方针都由皇帝‘乾纲独断’，法律出自君主，所谓言出法随，口含天宪。皇帝的威严神圣不可侵犯。皇帝所拥有的特权，超越于法律，支配着法律，皇帝的诏令不仅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而且不许评论。皇帝可以因一时之喜怒或立法或废法，历代中国的法典中从没有约束皇权的条款。”[19] 法律不承认个人应有的价值、尊严和自由，个人的社会意义被否定，个人只是义务的载体，法律只赋予君主权利与自由，君主可以凭个人好恶掌握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其实，“法律的制定不是简单的文字罗列，更非人为的利益争吵。法律背后始终有着一种无形的力量和观念在支配、影响着它。”[20]
6、中国古代酷刑的由来与非理性（完全凭喜怒好恶）有着天然的联系。“酷刑指的是通过对人身体或身体的特殊部位的肆意摧残，引起被施刑人的痛苦、恐惧以至死亡，从而达到警世世人，发泄愤怒或实施个人报复目的以至变相嗜好的一种行为。”[21] 中国的酷刑死刑有凌迟、斩首、车裂、腰斩、剥皮、炮烙、剖腹、抽肠、烹煮、活埋、射杀、绞杀、火焚、饿死、断脊骨等。伤害刑有：劓刑、割舌、墨刑、砍手、宫刑、毁眼、刖足、笞杖、鞭刑、廷杖、兽咬、割乳、火炙等。审讯方式名目繁多，不胜枚举。野蛮和极不人道的酷刑行为，令人一听就会毛骨悚然，是西方社会无法比拟的，她给中国整个社会的正常生活带来无法想象的危害。酷刑的产生与领导人的情感和喜怒哀乐有密切联系，也是整个社会缺乏理性的结果。
四、法治要求克服任意性，依理性思维行事
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实现法治的国家，当个体的理性行为加入到一个整体过程中时，往往会因为自身的利益可能变成非理性的。其后果是，如果人人都想个人投机得利，结果大家都会成为输家；人人都想成为刀俎，结果大家一道成了鱼肉；当群体与个体发生矛盾时，往往不是通过法律规则来相互协调，而是以强凌弱，把个人的利益彻底淹没，其结果是每个人的利益都没有得到尊重，甚至掌握权力的人一旦代表集体决策失误时，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种后果从经济的角度讲，会导致经济的破坏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社会的角度讲，会导致社会的动荡，最终还是损害了个人的利益。建国后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和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要负主要责任，可参加过这场内乱的每个中国人能推卸这场责任吗？为什么一个人的错误决策会变成一个民族的灾难？道理很简单，就是这个民族缺乏理性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非理性的活动。“历史不会重演。变异的历史——‘返祖’的现象却在人类社会中多次的出现过。它并非从前历史的再现，可同以往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经历过苦难，补平过创伤的中华民族对此的痛感要比其他民族深刻的多。所以，也正是这样的民族发出了由衷的哀叹和心底的呼喊：‘中国不能再走弯路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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