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在法律上宣告解散的这一段时间连贯起来看的话，正好引证了伯尔曼的预言：俄国十月革命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律体系，它体现了革命的某些主要目的，它改变了西方的法律传统，但它最终仍保持在该传统之内。革命最终要回到历史的法律传统中去，但同时对这种传统加以改造，并将它导向新的方向。从1993年俄罗斯联邦新
宪法的内容中可以清晰地发现俄罗斯法学理论的向西方法律传统回归的轨迹，但是由于它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环境从而使得它具有了新的特色。特别是它的新的人权理论，完全抛弃了前苏联时代的观念，大力鼓吹作为个体的人的人权，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与生俱来，不可让与；人的权利和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相对于国家权力具有优越的地位；人的权利和自由直接有效，规定着国家立法的意图、法律的内容和法律的适用，决定着国家立法权、执行权以及地方自治的活动，并受到司法的保护；人的权利与自由原则上不受国家法律的限制；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原则上不受任何形式的限制；每个人都有权运用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方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受到侵犯，在确实不能得到救济的情况下，有权依据其国家参加签署的国际条约向有关国际机构提起诉讼，寻求保护等等。听起来是多么熟悉，因为在其他西方国家的
宪法中我们听到过多次。
二、宗教的眼光看俄国革命：末世论、新的世俗宗教
在预示世界最终命运的未来方面，革命的社会主义里依然可以看见西方宗教中的末世论（千禧年的追求）的影子，新的世俗宗教的因素在革命的社会主义中也有所体现。
在西方的文化和哲学中，出于对自然社会的终极思考，人们总是在幻想着未来的图景，并对它作出预言式的思考，这就是所谓的末世论——一种关于末日的救世主的梦想，一种关于历史正向最后结局进行的确信。不论是天主教革命、路德革命等宗教革命还是在美国、法国、俄国的世俗的革命中都可以看待末世论的不同表述，前者表述为宗教性的：“一个新的天堂和一个新的尘世”，后者表述为世俗性的：“一个新的和最后的自由平等的时代，人类长期压迫的历史的终结，公正社会的到来”。在后者的世俗性的末世论的表述中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俄国革命的革命者们认为美国、法国等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所谓的自由和平等，压迫的终结，公正社会都是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公正以及终结压迫，而这正是自己的责任和事业。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通往真正平等自由人人获得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生活和生产资料极大丰富实行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阶段的鼓吹等等，在这些文字背后正是一种对未来世界的预言，一种世俗的关于世界末日的理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末世论”。这也可以被视为革命在“一种预示世界最终命运的未来”中寻求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学者把在革命中的末世论称之为“革命的千禧年主义”（revolutionary millenarianism）认为：“这种运动的特征是，它的目标和前提漫无边际。[参加者]不是把社会斗争看作为具体的和界定的目标而斗争，而是把它看作一种彻底改造和拯救世界的政治和社会大变动。” [6]各种末世论都糅合了希腊的回归循环的思想和希伯来的朝着既定终点线性运动的思想和早期基督教的精神诞生和新生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