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个方面，人们普遍地观察到，国家资本社会对社会自然进程的超越，对发端于自然资本社会的自然权利的否定，形成了对民权的关联性排斥。这又为法律研究者提出了问题。对于人的自然权利是积极维护，还是应确保国家资本操作者的利益和权威，成为一道难题。人类的一系列杰出的“公民的法典”，如近现代伟大
宪法的制定者未曾遇见的问题，又被我们遭遇。
我们清晰地看到，在狭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在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资本增益和人权递进的组合曲线图，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展现过的奇观。形成这样上升曲线的制度工具，就是日渐完善的法治。通过社会法治，民治、民有、民享的国家，与公民社会融为一体，超越了曾经出现的国家和社会各种不理想的组合形态。这种可控的制度设计，经过重复验证，证明出方案奇妙，效应优良。也正是在这种双曲线共进的制度设计下，人类取得了空前的成绩。
理性的人不存偏见。如果国家资本社会也能够创造出资本效益递增、人权曲线攀升的制度设计，这同样是人类的大幸，世界的福音。
但是，我们秉着严肃认真的态度观察，结论却不如人意。
国家是何种存在，能否取代自然个体，成为资本运作的主体，满足社会对资本的期望？国家可以仿制卡特尔，甚至是实力更为雄厚的卡特尔，也完全可以通过垄断获利。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国家是一种社会基础上的继发性存在，它本身不具有天赋资本，资本是一种社会属性的存在。如果国家要拥有资本，那麽它必然是对社会资本进行后发性的占有。这种占有的规模越大，社会自然资本流失越大。在这种占有关系下，社会中自然个体物权，必然遭受损失。而物权，是人权的基础，诚如梁慧星先生所云，无产人不是人。这不是戏虐性的话，而是人被承认为人一个准则。如果不让熊猫拥有箭竹，这就意味着没有把熊猫视为熊猫。人是需要土地、阳光、活动自由的一种存在，没有这些“箭竹”，人未被视为人，当然无法取得人的权利。物权与人权，存在关联性。国家资本占有形态，导致人权曲线在权力作用下的下行。
另一方面，国家资本社会经济高度增长的背后，是极度低效益的资本运行，国家占有的生产性资本的负债率居高不下；资本收益率通常仅仅在千分之几的低度水平；国家资本对于革新社会形成的社会资本的连带性占有，将社会资本的信托管理人的信誉消耗殆尽，银行的坏账率越过金融危机警戒标记。性善设计的管理模式崩溃，自利取向下的国家资本流失，如无羁野驹，奔腾万里。因此，在揭开国家资本的真实面目后，可以发现它也并不是资本增益的有效方式。
法治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以人为本的设计，是自然权利的伸张，是国家与社会的合意。而国家资本及其占有措施，反社会、反个人、反权利。这种社会组织技术，技术上无法实现人权曲线的攀升。这就是维护人权的“现代法治不能”情形下，资本与人权的“双曲线并进不能”。因此，国家资本管理方式的改进，是时代性的需求。为政者必须以智慧和清晰的社会发展认识，推动历史性的革新，即需对成功模式进行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