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司法文书难以公开，司法人员在办案时随意性较大。具体表现如下：
（1）、法律手续履行不全或者不及时或者干脆不履行。在办案过程中，司法人员每采取一步行动，都应当有相应的证件或法律文书予以证明。否则，难免产生恣意，造成对正义的践踏。如侦查人员欲拘留犯罪嫌疑人时，除紧急情况外，都应当出示拘留证并由犯罪嫌疑人签收，而不能随意抓人；侦查人员调查取证，应当为两人以上，出示工作证等证件。而实践中不办理相关手续，随意抓人现象比较常见；履行职权之后再补办相关手续的现象也相当普遍；甚至侦查终结后，拟撤销案件的，不做出撤销案件的决定书；有的案件直到终结时还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手续。
（2）、办案人员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告知义务。如侦查机关不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申请回避、辩护、申诉、控告、上诉等权利；讯问不满十八岁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不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对予以拘留或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通知其家属；在勘验、检查、搜查时不邀请见证人在场；对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不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侦查机关立案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后，不告知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以及立案理由。
（3）、不送达或怠于送达有关司法文书，或者不公开有关法律文书。如不及时将采取强制措施的决定书送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时，司法机关故意刁难，不予以积极配合；审查起诉后，对于做出不起诉决定的，没有公开宣布。
2、侦查难以公开[⑥]。主要表现如下：（1）、律师“提前介入难”。修改后的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许多侦查人员认为律师提前介入扰乱了自己的思路，是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是与侦查机关对着干，破坏了侦查的秘密性，不利于追究犯罪，故而对律师提前介入不仅不提供条件，而且百般刁难，最终使律师提前介入成了一句空话。”[21]（2）、秘密讯问或者秘密取证。我国刑事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直是暗箱操作，辩方律师无讯问在场权。犯罪嫌疑人一旦被采取拘留或逮捕之后，就开始与外界失去联系，完全处于被控制状态，任人宰割的地位。另外，因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辩护律师勘验、搜查、扣押、查封在场权，所以侦查人员几乎都是在秘密状况下实施勘验、搜查、扣押、查封等侦查活动。
3、法庭审理难以公开。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以下不公开的现象：（1）、依照法律规定，对于公开审判之案件，应当在开庭3日以前先期开庭公告，然而现实中有的法院并未严格依法进行，“有的根本不出公告，有的临开庭前才匆匆张贴布告，有的3日以前虽然出了布告，但临开庭前又突然改变了开庭地点”[22]（2）、许多人民法院条件简陋，审判法庭场地狭小，旁听人数受到限制，也影响了公众的旁听。（3）、有些法院或法官不太愿意群众旁听和记者采访，甚至人为设置障碍，影响了审判公开。（4）、法院判决制作的过程和理由无法为社会公众所了解，裁判缺乏必要的透明度。（5）、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的审判公开不力，死刑复核程序则一律没有公开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