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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法国和俄国为代表的反战阵营来说，美国、英国和西班牙在没有穷尽外交手段之前，在未能说服安理会形成授权使用武力的新决议的情况下，决定绕过安理会而直接展开军事行动，不仅严重损害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机制和权威，而且更是置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于不顾，是造成这种对立的直接原因。对以美英为首的主战阵营来说，萨达姆政权的存在已经构成了对其战略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象911这样恐怖主义事件，必须毫不犹豫地通过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预防性措施以切断恐怖主义组织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以及与恐怖主义组织暗通款曲的流氓国家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间的可能联系，因此它们完全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授予成员国的自卫权而直接开展包括动用武力在内的预防性行动。布什和布莱尔虽然未能说服安理会其他成员国接受这一套延伸了传统意义上国家自卫权的“预防性战争” （Preemptive War）理论和必要性，但这种颇有些“未雨绸缪”意味的论点在其本国议会和和经受了911事件打击的民众中还是基本上获得了认同；毕竟，“兵者，国之大事也”，要是完全没有民意基础，恐怕布什和布莱尔也不敢贸然下开战的决心。
在国际关系层面，此次伊拉克战争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美国和英国基于其共同的战略利益、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所形成的牢固联盟自始至终都在紧密配合、共进共退。美英之间的这种“兄弟”联盟关系，不仅体现在911后英国女王决定改奏美国国歌而非《天佑女王》，而布莱尔是唯一被邀请参加布什在国会山上演讲的外国人，而且也体现在此次布什寻求安理会通过授权使用武力决议的外交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缓解布莱尔在国内的压力。在作出开战决定之前，布什和布莱尔两人在葡萄牙的亚述尔群岛上与西班牙首相和葡萄牙总理举行峰会；而开战之后不到一周，布莱尔又专门赶到戴维营与布什再度举行短暂峰会以讨论战争局面。这种以美英首脑频繁峰会为重大决策核心的做法，更是有些象重现二战期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做法。在二战时，盟国的主要首脑就重大问题举行了若干次短暂峰会，但只有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才是每次都出席并主导会议，包括戴高乐、斯大林和蒋介石在内的其他国家首脑只有在情况需要时才被邀出席，这也就是当时令戴高乐不无抱怨的“昂格鲁－萨克斯人联盟”(Les Anglo-Saxons)。
如果此次伊拉克战争以美英联军获胜而告终而且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工作进展顺利，那么就不仅验证了美英现在所推行的这一套“预防性战争”理论对其来说是具有现实可行性的，而且估计美英将会把这种以“昂格鲁－萨克斯人联盟”为轴心再根据情势需要组织外围同盟国家（就象此次伊拉克战争中明确表态支持美英的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波兰、捷克等大多数东欧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少数东亚国家）的做法越来越多地被施用于国际事务之中。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英要完全置联合国机制于不顾（布什在其宣战演讲中就专门援引联合国宪章作为开战的法理依据之一），但这种美英轴心模式再佐以拓展了《联合国宪章》下成员国自卫权的“预防性战争”理论，在给美英及其盟国带来更多的主导权和灵活性的同时，无疑将对目前的安理会体制造成重大挑战，也将给未来的国际格局带来更大的变数。
2003年3月20日一稿于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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