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方面，由于《通知》的公布施行，一些司法部门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新的司法解释强调了因生产、生活所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行为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差别，但是它只规定“……行为人因生产、生活所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经教育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依照
刑法第
十三条的规定，不作为犯罪处理。”《通知》的规定是“可以”而不是应当或者必须。这里有两重意义：第一，这种“可以”赋予具体执行机关以选择权，这就是具体执行机关可以对《通知》所列的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也可以作为犯罪处理。如果某一具体执行机关做出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也不违背《通知》的精神。特别是对人民检察院已经提起公诉的案件，因为其公诉是依法进行并完全符合法律包括《通知》的要求，法院没有理由依据《通知》予以否定。第二，虽然具体执行机关有一定的选择权，但这种选择权不是无限的，对于情况特殊的案件也应当依
刑法处罚。因为《通知》已经明确规定，所谓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必须依照
刑法第
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对于那些影响重大、情节恶劣的案件，因为其不能满足
刑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条件就“应当”依
刑法处罚。第三，根据我国刑法的犯罪构成理论，因生产、生活所需等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目的，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虽然不应依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其构成其他犯罪的事实，其行为的非法性质不能依一纸通知而抹去。
实践中有这样的案件，被告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数量特别巨大，已造成危险物品的广泛传播，其行为性质已不是一般的生产、生活活动，就不能否认其应当对危害公共安全后果已达较高的认知程度，也不能否认其行为已经造成严重的危害社会后果。必须确定这样一种观念，对公共安全的危害后果不能仅限于实际的爆炸和燃烧破坏，只要使这种爆炸和燃烧有了实际发生的紧迫性，就不应认为属于
刑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情况，当然也就不能以“不作为犯罪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