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在授权不明时（假定其存在），依该种主张，被代理人的法律状况似乎很明确，那就是承担有权代理的后果。可是他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选择，即，就是转而表示追认。这时的法律状况是，如果这个“不明”的授权原本是有权代理，那么被代理人的“追认”表示等于废话一句，没有意义。如果原本真是无权代理，追认则可以使之成为有效。所以，无论如何，被代理人作如此表示之后，应当按照真正的有权代理发生效力，本款规定即不适用。最大的区别在于，代理人因此即免于对相对人承担责任。也就是，被代理人一句话，对于自己的法律状况没有什么改变，却直接决定了代理人和相对人的重大利益，并且这种决定权从来不是后二者曾经同意甚至预期过的。这种制度设计，在民法上是否存在过？比如在代理人持被代理人的“介绍信”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只要被代理人和相对人串通起来，代理人一般可以立刻倾家荡产（根据习惯，介绍信中用语常常比较模糊。合同签订后，被代理人主张越权，法院判断为授权不明后，然后相对人首先要求代理人承担责任）。
我们下面讨论对代理人“责任”的第二种解释，即在被代理人不能履行义务时，或者相对人因为授权不明受到损害时，承担“补充”责任。很多持此类观点的学者，似乎认为此责任是一种赔偿损失的责任。这样解释可以避免前述（2）（3）中的问题。但是，其他问题仍然存在。（1）（4）中的问题显然存在。（6）的问题一样存在，只是不合理性稍弱一点（实质差别很小），比如其中最后的例子，虽然相对人似乎须首先要求被代理人承担义务，但是只要被代理人拒绝履行、陷于违约，相对人就可以向代理人主张权利了。类似（5）中的份额问题，代理人承担了赔偿责任以后，能否向被代理人追偿？另外的问题是，这种解释不符合“连带责任”的一般含义。代理人的“责任”看起来类似于一般保证的保证人的义务。这个问题非常明显，笔者就不多讨论了。
所以，本款规定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授权不明”问题是否存在成问题，而且，让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本身都存在法律技术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缺陷，遗留下大量难以解决的法律问题。
从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民法通则第
65条第3款规定的错误是致命性的。授权行为的存在和范围问题，是意思表示和举证责任的问题，而且根本没有特别规定的必要（如果非要规定，也应当明确在意思表示解释或者举证责任上进行特别规定，而不是用莫名其妙的“授权不明”几个字把实质问题掩盖得几乎不见踪影）。本款规定在各国法律上似乎都不见先例，[21]可以说极具“中国特色”，只不过恐怕是中国民法的鼻子上一个有特色的“又红又大的瘤”，[22]还是早早切除为宜。
【注释】 *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参见
民法通则第
66条，
合同法第
48条。
参见
合同法第
48、
49条。
所以，虽然
民法通则本条没有明确说明，它一定只适用于代理人已经进行了代理行为的场合，否则，如果代理行为尚未进行，或者代理行为因为其他原因而无效（比如内容违法），则不发生讨论此问题的必要。
相同结论，见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