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拜金主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相当多收费并不是财政“断奶”逼出来的，而是拜金主义使然。一些部门和单位虽然财力拮据，却攀比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如买豪华汽车，配移动电话，建超标住宅。这些开支，堂而皇之地列入财政预算显然不可能，挤进行政事业经费中开支也要冒违反财经纪律的风险。现实中，有关行为主体往往通过收费，从收费形成的预算外资金中开支。
　　3．权力寻租。现实中，收费以财政为动机，以利益为动力，演变为公务与收费挂钩、福利以收费为基础的权力寻租行为。乱收费的弹性导致征收人员的腐败，乱收费的刚性导致征收集体的腐败。我国现行的收费制度，表面的刚性约束与实际的转化“变通”之间的矛盾，为各种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权力寻租的盛行，使乱收费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四）相关配套改革不到位，作为外驱力加剧了乱收费
　　我国的改革事业，既无现成的模式，又无可借鉴的经验，只能摸索着前进。因此，相关改革的滞后或不彻底不可避免。而根治乱收费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众多的配套改革。配套改革不到位，给乱收费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使它就像割不尽的“韭菜”。
　　1．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滞后，制约着乱收费的根治。我国政府机构改革，从总体上讲，没能走出帕金森定律作用的范围，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以费养人”的问题一直十分突出。据统计，1980年全国行政管理费开支66.8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5.5%，到1996年就已达1040.8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3.1％，比1980年增长14.5倍。如果再加上事业单位，1996年财政供养人员总数达3673万人，比1978年增长82.3%，财政供养经费多达3600多亿元，几乎占了国家总财力规模的一半，大约为39个人养一个吃“皇粮”的人。难怪朱镕基总理曾感慨地说：“钱到哪里去了？政府机关庞大，吃‘财政饭’，把钱都吃光了。”耐人寻味的是：行政机构往往就依靠权力收费，一些部门干脆不吃“皇粮”而吃“杂粮”，权钱挂钩，乱收费，乱摊派，争审批权，争设基金，争设“小金库”。
　　2．经济体制改革的过渡性，也制约着乱收费的根治。拿1994年分税财政体制改革而言，它标志着新财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因其复杂性，且直接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格局调整，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改革不彻底：一方面，地方政府事权膨胀，支出迅猛增加；另一方面，地方财权有限，又缺乏必要的税收立法权，转移支付制度也不科学、不完善，地方预算内收入无法满足地方政府开支。在财政支出的压力下，地方政府政府往往“铤而走险”，采取“费”和基金的形式来加以弥补。在这过程中，由于种种不规范收费，便滋生乱收费，尤其是向农民乱收费。因为各级地方政府都尽可能地提高本级的财政留成比例，削弱了乡镇财力，而乡镇财权、事权划分不清，各类经济、技术机构权限下放，又无相应的经费支持，加大了乡镇财政的支出压力，迫使县乡政府向农民乱摊税赋、乱收费、乱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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