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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作者敏锐地观察到了传统类型无形财产权的不同特点，作者对其进行梳理和重新归类的努力是可以理解的，而作者构造的体系也不可谓不精致。但坦率地说，作者的分类仍让人觉得勉强，在若干根据上并不能服人。
作者认为，在财产（权）分类下的有形财产权既然能恰当地加以类型化，那么对于无形财产权也应建构完整的体系。这里，作者显然认为使无形财产权法律制度系统化是有必要且完全可能的。然而，关于无形财产权的分类真的能做到标准清晰、界限分明吗？如果按照作者的分类，债权、票据权利等不列入无形财产权，那么这些权利又该归属于什么呢？有形财产权吗？显然不能，因为以所有权为核心建构的有形财产权体系无论在权利的产生、行使还是保护上都有其特殊性，与债权、票据等“无体动产”在调整方法上有重大的不同。我们能设想将票据权利规定在《物权法》之中吗？这样一来，在作者的分类体系中就出现了空白，在有形财产权和无形财产权之外，还游移着某些权利！也就是说，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分类并不周全。果真如此的话，财产权的整个体系都要推倒重构了。
实际上，我们不妨换一种思路。从权利客体的形态上讲，将财产分为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是可以的，但这种区分恐怕主要还是概念上的，并不必定意味着在各自的分类下有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除有形财产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都是无形财产权，于是，“有形”、“无形”分野的主要意义在于确定了有形财产的范围。对于形形色色的有形财产，人们可以归纳其共性，从而在立法上以统一的制度进行规范；但是对于无形财产，在统一的名称下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很难对其加以整合，建构完整的体系。或许，当我们抛弃那种本质主义的理想后，我们的视野才会豁然开朗。
建构无形财产权立法体系的努力，涉及到在整个财产权体系中无形财产权的定位问题。诚如作者所言，构建无形财产权以及财产权体系，是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学术理想；但是，与其构建一个相互矛盾、冲突的所谓完整体系，不如踏踏实实从各别财产权利着手，强调其特殊性。当然，这样一种研究思路并非否定财产权的体系化、系统化。论证财产权的立法体系并非本文的重点。概括地说，在财产权的立法体系中，我们可以认为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分别规范了财产（主要是有形财产）的静态归属和动态利用，构成了财产权体系的两大支柱；而知识产权、票据权利等，一方面从性质上讲可以和债权、物权中的他物权等一道归为无形财产权，但另一方面在具体制度上相互间又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宜以特别法的形式在财产权法律体系中得以体现[6]。这样一来，财产权的立法体系仍然是完整、丰满的，既涵盖了各类权利，又不勉强把“形似”的权利纳入到一块，而不同立法之间内容上的部分交叉恰恰说明权利的复杂性，不能截然划分各类权利。同时，以特别法形态规范知识产权又保持了开放性，保证能够较为便捷的适应现实的变化，不断进行修订和补充。
回到作者的分类体系上来，作者实际上只是对无形财产权的一部分内容进行了整理；具体地说，是对一般所认为的知识产权的范围作出了重新界定。但这样的分类看来也不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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