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这一段历史，纵然文字的记录已难再现当年理想主义者激情与抗争的动人细节，但总有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感叹与哀婉在心头激荡徘徊，这种感觉，都因为近代中国的多舛命运而愈加鲜明。应该说，那个时代知识界的主流思想——民主与科学，它们的传播者，同时也是在教育思想上立言、立德并身体力行的人，陈独秀、胡适、蔡元培、梅贻琦、蒋梦鳞等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是暗夜里高擎火把的勇士。然而时局不是这些书生门所能左右的，他们的呐喊对于军阀来说即便不是耳边风，也只是隔靴搔痒。教育独立运动如火如荼，收效却不大，1925年教育部代总长马叙伦在段祺瑞于北京召开的善后会议上，提出“教育经费独立案”，当年山东、河南、安徽、四川、陕西等省纷纷催拨经费，要求教育经费独立，均不得结果。1926年8月，在北伐革命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中国青年报》第131、132期上发表《国际青年日宣传大纲》中也提出 了“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但垂死挣扎的北洋军阀却把教育经费 “全部挪作军用，校舍该作兵房，以至 ‘教育’二字已经不常见于新闻纸，致一般学生陷入进无可攻（所谓刻苦攻读），退无可守（所谓退守家园）之势” 。真的是应了那句“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的民谚。至1927年，蒋介石更是提出实施“党化教育”在大学实行训导制度等等，使得维系人文主义、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之类的大学精神成为一场颇为艰难的坚守。
　　说这一运动收效不大，当然是忽略了其思想启蒙的意义后说的，然而这里的忽略决不应该是遗忘。与当时著名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和一系列反对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斗争一样，“教育独立”运动是先进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教育独立”思想中所包括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思想对于中国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学术繁荣景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教育独立”思想尤其强调大学教育不应受到政党和宗教的干预，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政党对于教育的干预通常表现于通过其掌握的种种方便手段推销自己的信仰、确定体现其意识形态的教材课本，或排斥其他党派的竞争、压抑多元主义和言论自由，竭力造成“万众一心”、“万众一脑”的大一统格局，如是，思想的自主和独立根本无从谈起。一时的政党利益和社会秩序虽得以维持，但社会文明进步和长远发展的内在潜能和创造力也被蹂躏至尽。 “五四”以后的教育便是典型，当权的北洋军阀政府为巩固其反动统治，一面三令五申地“整饬学风” ，限制学生自由，并一再用逮捕、监禁、屠杀等野蛮手段妄图使进步师生驯服；另一方面，又祭奠起尊孔读经的破旗，反对民主自由的新文化思潮，继续搞复古主义的奴化教育。军阀吴佩孚曾说：“你们办学校，应当教忠教孝，怎么样说适应现代的潮流？中国的教育与外国的教育，原来不同。外国的教育就是声光热电；中国的教育，就是礼义廉耻。高等师范理化都不应当要。不读经书，学这些事情，有什么用？不过在乡间去变把戏，或者制些药品害人罢了”。并说：“女子学校不应当要，男人读书做事情，女子读书有什么用呢？”　 由此可见，教育若是为这些无知且野蛮专横的势力控制，怎能不酿成“大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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