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值得反思的是，
合同法第
一百一十八条已经规定因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这样，是否还有必要再通过普通的解除权行使的方式（意思通知）解除合同？既然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这时让当事人享有解除权，从反面讲是赋予其权利保持合同效力（即不行使解除权），但这样做实际上已经没有意义了，而通过自动解除的方式结束合同关系，不是更好吗？
（三）解除的效力
关于解除的效力，在学说上存有直接效果说、间接效果说、折衷说、债权关系转形说等理论。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对解除的效力作了一般规定。
１．合同解除与溯及力
在我国学者通说上，原则上承认解除具有溯及力（直接效果说），惟对于继续性合同例外地承认不具有溯及效力（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第３７５页以下；崔建远主编《新
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第４３８页以下），这与日本的判例和通说是一致的。另外，也曾有见解主张合同解除不应当具有溯及效力，仅向将来消灭合同关系（折衷说，梁慧星《民法》第３１４页以下）。不过，我国合同法关于解除的规定（比如第九十八条），参考了ＣＩＳＧ、ＰＩＣＣ、ＰＥＣＬ的规定，而这些国际公约及模范法均不承认解除具有溯及效力，这点对于我国的民法学而言，是值得反思的。
２．恢复原状义务
在我国通说上，由于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无因性理论，因而解除具有溯及力场合，当然地发生权利复归的效果（物权的直接效果说），恢复原状义务惟表现为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
合同法第
九十六条第二款）。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物权的请求权，这一点与日本通说上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见解不同。
３．损害赔偿
在因违约而发生的法定解除场合，非违约方有权要求损害赔偿。在学者通说上，赔偿范围为因不履行合同所造成的损失（履行利益）、因返还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信赖利益）等（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第３８３页）。个别见解反对解除场合可得利益的赔偿（王利明、崔建远《
合同法新论·总则》第４７８至４７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