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的问题是，
刑法中规定的经济交往中的犯罪，不承认过失犯罪，只有主观方面存在故意才构成犯罪。而大多数的经济交往中涉嫌犯罪的，可能主观上并没有故意，仅仅是违反了忠实义务或者过于轻率，这种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可能更大。但是，由于
刑法和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在判断主观上采用不同的标准，一个人不可能在实施一个行为时，有数个意思表示，用数个标准衡量一个客观行为，造成用刑事的标准判断经济活动，结果当然是无标准。在经济犯罪的领域中，大部分的犯罪无法确认主观上是否有故意，那么，具备了民法中的恶意，客观上造成了重大的危害后果，或者具有民法中的“重大过失”处在有条件的故意的边缘上（却不是故意），是否应该受到
刑法的制裁呢？按照现行的
刑法，回答是否定的，不应受到刑事制裁。我国刑法中的经济犯罪部分，有很多罪名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用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第四，系统改革司法制度。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困惑，原因之一是中国的
刑法法律制度不是独立存在的，他与刑事证据制度和刑事审判制度都是密切联系的，由于法律内容与其他制度存在冲突，所以，导致罪行法定在具体适用时出现困惑。首先，与中国的法官选拔制度有关。中国的法官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的法官素质较低，有的根本没有受过法律知识的训练，有的虽然学过法律，但是，只知道法律条文，不掌握法律的真谛，真正“懂法”的法官寥寥无几，无法把握“罪行法定原则”的法理。其次，法官的知法理念欠缺。目前，中国的司法审判，法官仅仅是根据公式审判案件，并且最终判决。即；什么情形符合
刑法第几条第几款，然后，根据此法律条文，应当判处被告人几年刑罚。如果，该种情形法律上没有清楚的规定，那么，就判决驳回起诉或者请求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因此，法官就是机器，机械地适用法律，而不会或不能解释法律。第三，法官受到各种制约，不敢发挥，只能机械适用法律上已经存在的法条。审判委员会的领导和制约，使法官无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错案追究制度，使法官不敢发挥自己的能力，受制于现有的法条，谨慎行事，以免“于法无据”被追究责任。于是，出现众多的司法解释和批复，这些司法解释和批复实际上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基本精神，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违反了不得溯及既往的规定。
种种原因使“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陷于困境。“外来的东西是至刚至坚的，而民族的传统则是至柔至韧的”，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足以将外来的法治精神同化。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强盛，必将改变甚至放弃一些固有的传统，代之以某些完全陌生的制度、思想和观念，应当理性地认识“罪刑法定原则”。将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重新界定，将“法”界定为一定的国家机关按照一定的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乃至一定的严格的法定程序。法律在法治社会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对于法治社会的运行机制有着重大的作用。当然，法律的实现也有赖于保证其运行的程序机制，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
【注释】 参考文献：
高明暄. 刑法学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23 。
陈兴良.
刑法的人性基础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478
张雁深译.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北京：196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