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而言，产业化和后产业化正在同时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和超民族国家的区域秩序建设也正在同时进行。这意味着要在政治和法律方面探求新的范式。而在探求新范式的过程中，必须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吸收其他文明的精华，必须尊重和学习各国的成就。这一点十分重要。特别是我们中国有五千年古典文明的传统，如何推陈出新更加需要慎重思考。包括传统文明跟法律、政治的关系，都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一方面，我们正面临新的挑战，社会越来越变动不居、越来越复杂化，而且民族国家体制也已经发生动摇，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遵循。另一方面，我们似乎正在亚洲恢复传统的地位和作用，并在全球秩序的重构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除此以外，中国在政治和法律的制度建设方面还面临许多老的问题，与二十世纪初期的状况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这里确实存在着艰难的理论困境。
当然，在有关方面，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一些优秀成果。但与现实的需要相比较，还很不充分，还缺乏更深层次的反思，还缺乏前瞻性的理论研究。对欧美发达社会的学术成果也还缺乏精密周到成体系的考察，各种新思潮也未能充分沉淀、结晶，化为本国的价值以及制度性条件。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改进的地方。但愿《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在填补薄弱环节方面有更大的建树。
王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近年和高全喜、李强等常在一起讨论有关宪政、法治以及国家构建这些属于公共理论的问题，想法也不少。现在《政治与法律思想论丛》一下子就推出了这么多本，气势挺大，可以说收获不小。
刚才高全喜和季卫东都已经说到了，自启蒙时期以来，西方社会的政治学法学方面，无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制度实践方面，都已经有了非常丰硕的成果。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方面，他们是先行者。所以，像当代美国的政治理论家如罗尔斯等人，更多关注像分配正义这样的问题。国内有一些讨论追随其后，也偏重于这方面问题的讨论。但是有一点不应忘记，罗尔斯等人讨论分配正义有一个隐含的政治前提，而这一前提在中国却尚不具备，因此要讨论社会公正、分配正义，首先要关注要讨论的，还是政治学法学特别是关于国家构建的理论问题。
大约十年前，我们开始公共理论方面的讨论时，对于英美的普通法宪政主义研究评述比较多，特别是哈耶克一系的理论，觉得这方面的资源过去国人重视不足，对于我们很有启发性。现在看来可能偏了一些。普通法宪政主义在英国的辉格传统看来，是“一宗天降神物”，是英国特定政治历史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难以效仿和移植的。当然作为一种学术资源，翻译和研究都是多多益善，但对于中国的宪政道路而言，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关注欧陆的传统。
中国是东亚地区的一个大国，华夏文明是一种几千年来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文明。对于回应现代性的挑战来说，要比小国面临的困难更大，在国家构建方面也面临许多老大难问题。仔细反省起来，自戊戌变法以来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国人走的是另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更近似于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大革命的道路，而不是英国那样的道路。二十世纪中国的几次革命，使作为普通法基础的那些制度的与文化的资源，在中国基本上被扫荡的差不多了。季卫东长期生活在日本，我想他对此感触一定很深。这些东西在日本、韩国可能保存的还很多，在中国则早已消失殆尽。如果说在清末民初，实现普通法宪政主义还有其基础的话，那么经历一个世纪的革命运动，今天那个基础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已经失去了类似它在英国那样的社会得以成立的前提。相对来说，欧洲大陆的政治学、法学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来说，或许更有启发意义。
就法国学术传统而言，过去有所谓“政治法”(droit politique)或“国家法”(droit d’état)，晚近似乎提的较少了，但是其政治理论和公法理论之间一直没有明确的区分，其边界是非常模糊的。这说明在公法和私法二元划分的欧陆法系中，这种政治法学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与公共理论相关的法律问题与政治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人说“徒法不能自行”。就
宪法而言，需要制宪权的主体；而从
宪法到宪政，则需要一个政治主体，两者都指向了国家。需要国家作为制宪、行宪与推动国家构建的主体，主动地去推动体制的创新，不断完善国家的构建。从这方面看，这套将政治理论与法学理论合一丛书，无论对于未来我们国家的政治实践还是学术创新而言，都是非常有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
陈明《儒者之维》的第一篇文章，其中涉及到我写的《陈寅恪政治史研究发微》一文。我的那篇文章当初发表时，很多人还不大理解古典自由主义路向（如朱学勤就提出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能否兼容的问题，当然，现在他的观点已经改变了）。陈明也是这样。在我看来，我们需要了解古典自由主义的路向，不能单纯以为康德式的启蒙主义或美国的当代自由主义才是正宗。此外，我们还要了解贵族政治与自由宪政特别是普通法宪政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贵族政治的存在是普通法宪政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这方面国学大师章太炎尽管政治观念落后，但他也还指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也”。梁启超的原文原本是“贵族政治虽平民政治之蟊贼，然亦君主专制之悍敌也。试征诸西史，国民议会之制度殆无不由贵族起。”（《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陈明为了证成己说，将梁氏的原文径改为“贵族政治固民主政治之蟊贼，亦专制政治之寇雠也。”“平民政治”与“民主政治”尽管中文里只有一字之差，实际指称却天悬地隔。前者是所谓 Politic populism,后者则是politic democratie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解释前者说：“这种平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立场，归根结底是迎和‘人民’，通常是反对精英分子的……。迎和民众的效果可能是含混的。平民主义这个术语也适用于具有神授权力的专权者，他们运用过去传统的政治以及面包加哄骗赢得权力。……”这与自由民主政治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近年来许多从事人文研究的朋友也热衷讨论政治理论，这是件好事，但是正像伯林指出的，政治理论研究与人文研究不同，除了一般的学术规范外，更要求研究者对于政治学的专业知识多有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