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院则不接受公共和私人领域可被清楚分离的观点，而是认为某些
宪法价值对社会生活是如此基本，以致不论两者之间的界线应被如何划分，这些价值都应该渗透国家和社会。因此，与其试图去排斥
宪法价值在私人领域中的运用，德国理论承认
宪法和私法价值必须在私法领域内取得调和。调和的结果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形，并考虑一系列因素：所宣称的
宪法权利受到削弱之程度、宣称
宪法价值之动机、这些
宪法价值之威胁者的社会和经济实力、及此人可能具备的任何
宪法抗衡权利或其它利益。因此，根据德国理论，私人而非国家的地位并不决定一切；相反，它仅是一个考虑因素，以更广泛地决定有关
宪法价值是否具备足够份量，来要求它在特定案件中施加影响。尤其在私法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法院必须对个人权利作出适当平衡。
其次，德国和美国在处理
宪法价值对私人领域的差异反映了对国家责任的不同看法，并体现于两国宪法的文字之中。美国宪法体现了传统的自由理念，因而一般排除对政府施加正面责任以采取社会行动的条款；相反，德国则承认社会福利是国体的一个基本方面，[39] 因而
宪法要求政府采取正面行动，以对个人施加某些负担。因此，“美国宪法的内在主题，乃是
宪法退出社会——无论是其政府行为的
宪法限制，还是其可能要求政府采取社会行动的其它类型
宪法条款。更为广泛的德国理论，则要求
宪法去影响私人的法律关系。”[40] 德国宪法的影响有时直接体现为要求政府的积极行动，有时则体现为
宪法对私法解释的“辐射效应”。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宪法对普通立法的“辐射效应”还直接影响着法院和立法的关系。
宪法对私人法律关系的扩展减少了立法的自由裁量权，并把某些领域的所有私法问题交由宪政法院决定。以言论自由与名誉权或隐私权为例。在美国的诽谤和隐私理论中，言论自由在某一个范围内受到
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在此范围之外（例如淫秽、泻恨或商业广告），州政府可决定是否对有关言论施加处罚。然而，无论是联邦还是各州
宪法都没有要求州政府对言论者施加责任，因而立法机构在此具有自由裁量的余地。但在德国，
宪法（间接）影响了个人的法律关系，且各方都有利用自己的
宪法权利去抗衡他人的
宪法权利，例如演说者的言论自由和被诽谤者的个性权利。在这种
宪法体制下，立法自由裁量权的余地较小。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必须维护个性权利不受诽谤言论的侵犯，且立法是否提供了
宪法所要求的权利平衡，将受制于联邦宪政法院的司法审查。
应当指出的是，德国宪法在私法领域的影响未不意味着实体权利的无限扩展。事实上，
宪法进入“私人”领域之扩展，不可避免地要求对不同个人的权利进行平衡。因此，某些私法权利（例如个性）具备
宪法维度，意味着其它权利（例如言论自由）将受到限制。德国法院所发展的个性权利，就可能以严重削弱言论权利的方式而被用来针对其它个人。即使是相同的权利也可能会在不同的个体之间产生冲突，因而要求
宪法权利的界定与限制。上述1969年的“联合抵制周报案”就是一个例子，其中法院对原告言论自由（刊登关于原东德的左倾广告）的承认限制了被告的言论权利（散发要求销售商停止发行这类报纸的传单）。在某种意义上，被告要求对私人关系中的
宪法权利之承认，在效果上导致其权利的“自食其果”。[41]
三、
宪法效力的界定
总结并比较德国与美国在
宪法效力问题上的经验，笔者认为德国的处理方式更为可取，并值得中国借鉴。总的来说，对于
宪法的直接效力而言，德、美两国都要求所适用的行为对象具有公共权力的特征。然而，美国的公私截然二分法显得过于绝对。在私法领域，虽然
宪法不宜直接适用，但就此而认为
宪法完全失去了效力显然是不合理的。正如某些学者指出，
宪法并不仅仅是一门特殊的“公法”，而是超越简单公私分界的基本法，[42] 因而
宪法的精神必须渗透到法律的所有领域中去。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
宪法精神相一致的完整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
宪法毕竟被普遍认为是属于“公法”领域，因而在适用上理应获得不同于普通私法的处理。因此，对于中国
宪法今后的理论与实践而言，下列立场似乎是可取的：只是对于国家机构侵犯公民
宪法权利或其它机构
宪法权力的情形，
宪法才具备直接效力；私人和私人之间的关系主要由普通立法加以调整，
宪法对此则仅具备间接效力，即影响有关私法条款的解释。
由于笔者将在别处论证
宪法的法律效力，本文以下仅说明第二个问题：虽然
宪法的效力是普遍的，它在私法领域内仅限于间接效力，而不宜被直接适用。
宪法所要调整的主要对象是国家权力的行使，
宪法诉讼中的被告也必须是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或官员。要“认真对待
宪法”，首先就要正确认识
宪法的主要职能，并把它落实到实处；片面地把
宪法效力“扩大化”，表面是使
宪法成为包医百病的“万金油”，实际上则很可能适得其反，造成削弱
宪法效力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