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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与本文任务
特免权制度在证人制度以及证据制度中都是一个特殊的、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近年来我们可能过多地关注一些保障证据真实性的证据规则，而对特免权的讨论缺乏深入。笔者不想再在已经研究过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者沉默权问题中“横插一脚”，而选择了这个比较冷僻但是却很特殊的制度，不但是出于对该制度的好奇，也是出于对发现真实观的反思。特免权规则与其他的证据规则相比较的特殊性表现在：第一，其他证据规则是在证据开示前提下进行的，特免权规则不仅阻止在审判中使用特定的交谈信息，而且防止对方获得这些信息，特免权保护的是这些信息免于披露，所以特免权规则不仅仅是适用于诉讼的某个阶段，而是贯穿于整个诉讼；第二，它排除证据的目的和其他证据规则不同，其他证据规则往往排除不可靠的证据、引起不公正的偏见和误导的证据，特免权规则却不管证据多么可靠和真实，都不让它进入诉讼的大门，它不是促进真相而是限制真相的发现；第三，其他证据规则都是近代诉讼制度民主化和文明化的产物，是人类认知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对审判实践的总结，而特免权制度却在数千年前的东方和西方都有源头（尽管那还不能称为特免权） ，只是后来“创造性转化”，最后殊途同归。这些足以引起一个证据法爱好者的浓厚兴趣。所以在曾经对证人制度进行过一个宽泛的研究之后， 笔者选择了特免权制度作为对证据制度进行深入研究的切入点。
在国外，特免权制度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百余年来，无论是在证据法学术论文还是在法官的判例中，特免权都是一个炙手可热的问题，关于它的争论是证据法学上最为壮观也最令人痴迷的事情。当然，它的复杂性也是令很多法学院的学生困惑不已。在特免权的很多问题上，人们意见不一，学说林立，但最终又莫衷一是。每一种观点，每一个判例，每一个立法规定，无不透露着特免权制度中蕴涵的斗争、妥协，无不展现着特免权制度在诉讼制度下的独特魅力。在追求真实发现的强势过程中，如何保护脆弱的社会关系和价值不被破坏？如何避免对社会利益的过度保护阻碍司法公正的实现？其中演绎的微妙关系足以让人们反思证据制度的理念基础、诉讼制度的价值追求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真正目的。而这种反思正是我国法律界正在进行的。有人可能认为，有关法治的知识体系具有地方性，国外的法律制度不一定适合中国。但是，我国作为一个“法治后发型”社会，确实需要学习许多法制发达国家的经验，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法律制度的“自然演进”历程，至少在立法的技术上可以多多借鉴。不可否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法律制度的移植存在着很多现实的障碍，但正因为此，那些跨越时代、跨越国度、具有趋同性的法律制度才更引起我们的重视。当然，在考虑是否需要借鉴、学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学习一种制度，需要我们以现实的态度做很多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以实证的方法做很多的合理性、可行性分析与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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