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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这个问题绝不是某一届研究生自身能力的问题，而是中国高校中所存在的一些结构性力量抑制了研究生这种能力所致——这些结构性力量深深地嵌在中国的教学制度、教授的教学实践活动和研究生的应对策略之中，甚至还隐含在教授和学生采取这些制度、活动和策略的前设之中。
我认为当下最盛行的错误观念有二，“行政与学术不分”的观念和“辈分与学术不分”的观念。其结果只能发现两种论式：一是“御用”或“注释”型论式，二是强化一己之论断的论式；而另一方面则促使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对策：在学术讨论中要么大而化之胡乱吹捧，要么沉默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讨论在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中不仅丧失了它应当具有的意义，而且人们也对这种学术讨论丧失了信心——在某种意义上讲，学术讨论甚至都成了一个人们避之不及的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大硕士生和博士生甚至遗忘了他们与老师甚或与他们自己的同学还有进行学术讨论的能力。
《大学周刊》：您在<教师节：一个反思的时刻>一文中说“每个具体的教师必须对自己的教育工作是否应当得到学生和社会的尊重和感谢进行反思和检讨。”您认为国内高校老师存在哪些问题？
邓正来：其它学科不说，就我所了解的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直接与博士生和硕士生学习和研究紧密相关的，有四大弊病。
第一大弊病是“山头主义”。我所谓的山头主义分两类。第一类山头主义是以自然年龄而形成的山头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讲，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相关的各个重要位置都已经自然而然地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所掌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术上真的就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优秀，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学问也当然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好。
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应该邀请或推荐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参加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充其量只是让他们做会务——这已经是我们对他们的很高程度的褒奖了。我们根本不会因为我们在刊物上发表了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的优秀论文而从内心中像感谢某位“知名”学者投稿一样感谢他们，因为“发表”本身已经是我们对他们的“恩赐”了。
第二类“山头主义”，乃是学校与学校之间、一个学校的某个科系与另一个学校的科系之间长期以来因此前各种政治运动而形成的派系或门户。这其实根本与学术无关，而且还会影响和阻碍真正的学术交流。
第二个弊病是，在知识方面越来越不交流、也变得越来越不团结。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作为读书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知识上的交往，我们在知识上是不团结的。国内的“学术”会议或国际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学术交流却越来越少，其中产生的真正的学术产品也越来越少；相反，礼貌性的交往或朋友间的寒暄却充斥其间，而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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