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旧《
公司法》第
41条和第
177条第4项硬性要求按股东出资比例(持股比例)行使表决权和分配股利立法态度毫无变通余地。实践中，法院和仲裁机构对公司章程中一人一票的股东会表决方式、股东自愿不按出资比例分红的合法性亦存在不同认识，严重破坏了股东的投资预期和契约自由精神。新《
公司法》将上述规定由强制规范转为倡导性规范。具体说来，第35条明确允许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第167条第4款亦允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股利。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基于公司的人合性约定，股东之间不按出资比例分取股利，出资90%的股东可分取60%股利，出资10%的股东可分取40%股利；也可约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此外，为减轻公司的财务负担，增强公司的竞争力，顺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新《
公司法》废除了法定公益金制度。
四、新《
公司法》是一部兴利除弊兼顾的安全型
公司法
与旧《
公司法》相比，新《
公司法》不但兴利功能凸显，而且防弊除弊功能更加周密。例如，新《
公司法》大幅降低最低注册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方便企业和公民投资创业，广泛吸引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另一方面，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作为“前端控制”模式预先保护债权人的功能客观上遭到削弱。为缓解注册资本门槛下调引发的债权人保护危机，新《
公司法》第
20条第3款引进了公司人格否认理论，对债权人保护采取“后端控制”(事后救济)的立法新思维。
又如，转投资限制的放宽客观上会带来股东与债权人保护的新挑战。例如，公司转投资政策的自由化有可能带来相互持股现象，以及相互持股公司的管理层狼狈为奸、滥用控制权与关联交易的现象；债务人公司为恶意逃避债务，有可能把优质的方便执行的资产投资于不良公司，从而换回不良股权，从而迫使债权人在不良债权与不良股权作出艰难选择。因此，新《
公司法》也规定了相应的救济之道和替代性、配套性、支持性的制度安排，如强化公司高管人员和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及责任追究机制等。
再如，新《
公司法》在顺应民意规定一人公司制度的同时，为更好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风险，设计了多项防弊措施：(1)比股东多元公司更高的注册资本门槛(10万元人民币)，且股东应一次足额缴纳章程所载出资额。(2)“计划生育”政策。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家一人公司，且一人公司不能再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3)名称披露要求。一人公司应在公司登记中注明自然人独资或法人独资。(4)特别股东决策要求。一人股东行使股东会决策范围内的决策权应以书面形式作出，并由股东签字后置备于公司。(5)法定强制审计。自然人投资设立的一人公司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应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6)法人格滥用推定制度。根据新《
公司法》第
64条之规定，倘若一人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是我国公司法对一人公司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我国对国际
公司法的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