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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迄今为止，所有那些曾为生存添加色彩的东西都没有历史：我们到哪里去找爱的历史，贪恋的历史，妒忌的历史、良知的历史、虔敬的历史和残暴的历史？甚至一部法律的比较史，或一部惩罚的比较史迄今也一样付诸阙如。”《疯癫与文明》是一个努力，然而一部真正响应尼采的伟大号召的“惩罚的比较史”却要等到《规训与惩罚》一书才真正完成。
在许多方面，《规训与惩罚》象是《疯癫与文明》的姊妹篇。后者的许多意象将再次出现：从场面浩大的仪式到禁闭的牢房的深刻变化，穷于分类的知识以真理的名义的介入，表面“人道”实则更加微妙有效的权力技术，以及在这些权力－知识之下挣扎的人们。而且如果我们去看福柯在此期间发表的一些文章和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讲演，就会注意到，正是因为关注精神病学与监禁和惩罚的关系，以及其中涉及的权力技术与真理体制之间的关联，使福柯最终撰写了一部监狱的历史。但这些相似与联系，却不能使我们忽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实现的重要的转变。
在《疯癫与文明》中，最初置身边缘，在港口和港口之间的水面上流浪，转而被禁闭在科学的分类体系和阴暗的牢房中的“另类分子”，多少带有一种现象学式的“直接经验”的意涵，尽管不是胡塞尔式的现象学，但却不乏梅洛·庞蒂的痕迹。这种现象学的乌托邦，虽然是以“另类邦”（heterotopias）的面目出现，但仍然染上了一些幻觉的色彩。而书中的有些段落，正象塞尔所言，听起来有些黑格尔的味道，象是一部阴谋的历史。尽管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含蓄地对自己进行了自我批评，但直到《规训与惩罚》，他才真正克服了这些弱点，撰写了一部无愧于尼采精神的伟大的谱系学作品。
或许《规训与惩罚》之所以能够超越现象学的乌托邦和黑格尔式的“精神史”，就在于，设置界限的权力，从禁闭的形象迈向了规训的形象。从单纯的压制、禁止、排斥这样的观念，转向了监视、操练、安排、布置等新的技术和策略。这一进展，无论对于福柯本人，还是对于整个权力分析乃至社会理论，都非常重要。
规训，或者用我个人更偏爱的译法，“纪律”，一直是现代社会理论关注的问题。在韦伯的笔下，清教徒正是借助纪律，创造了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工作伦理，命运与自由，这两个看起来针锋相对的力量通过纪律结合成为深刻的二律背反结构；而福柯笔下的纪律，却象博斯画中的那个美德女神，希望通过道德的准则建构一个牢固稳定的王国，秩序从时间表到严密的空间安排，最后落在被一丝不苟地训练过的身体上。这个“美丽新世界”的基石就是被“政治解剖学”无休止地分析和操练的“微不足道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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