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本部分的讨论，本案中悬赏合同在意思表示上没有瑕疵。
　　综合本部分和前两部分的讨论，本案中的悬赏合同具备了合同成立和生效的各个要件，发生法律效力。
　　六、本案中几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一）王家平与本案的关系
　　王家平是本案的第三人。诉讼中，被告李绍华辩称，王家平身为公安干警，应积极寻找失主或将其交有关部门，但他未履行应尽的职责，所以不同意原告李珉的请求。一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李珉与王家平共同拾得被告物品，未积极寻找失主；王家平身为公安干警，属于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拾包后的行为是职务上的不作为，是错误的。二审法院对于王家平与本案的关系没有说明。
　　一个疑问是，公安干警的职责范围究竟是什么?公安人员在执行职务（比如执勤）时拾得遗失物，应当认为其所在机关为拾得人，有义务无偿返还，即使有悬赏广告也不得请求报酬。[***参见王泽鉴：前注18引书，页238。**] 但其在非执行职务时拾得遗失物，谁是遗失物的拾得人？是否像执行职务中一样，有义务无偿交还？如果失主有悬赏广告，是否可以取得报酬？
　　本文不拟讨论上述问题，因为本案实际上还不发生这个问题。本案中，王家平并非遗失物的拾得人。
　　拾得，指对遗失物的发现、占有两要素的结合行为。[***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台北，1989年，页279。**] 本案中，虽然王家平与李珉同去看电影，但是李珉一人发现了朱晋华遗失的包，并将其捡起。所以，只有李珉一人的行为符合发现、占有两要件，是拾得人。包既不是王家平发现的，王家平也没有首先占有它，只是应李珉的要求，与其一起在现场等候，之后又代其保管，这都不足以使之成为拾得人。就包的保管而言，他与李珉之间达成一个无偿的保管合同。如果李珉意图非法隐匿此物并为王家平所明知，则可以认为属治安案件，王家平知而不纠违反了公安人员的职责。但本案事实并未显示此点。王家平为李珉保管此包，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合同，不是违反职责，反倒是如果王家平擅自交还，将构成对李珉的违约。
　　所以，王家平并非本案中遗失物的拾得人，无权获得报酬，也不存在违反职责的问题。被告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
　　（二）悬赏合同的债务人是谁？
　　本案中，被告有两人，两人分别发布了悬赏广告。二审法院认为两人都是债务人，都有给付报酬的义务，据此，调解协议中也由两人给付报酬。
　　原告送还拾得物后成立的悬赏合同是发生在谁与谁之间？
　　有关报告中显示，朱晋华和李绍华是分别在报纸上发布广告的。就发布广告而言，双方是否有某种代理关系？如果有，比如是李绍华委托朱晋华发布的前两个广告，则应认为广告人（要约人）仅为李绍华一人，之后的悬赏合同仅可订立于他和李珉之间。本案中法院没有对两被告在发布广告一事上的关系予以说明，应认为如无特别的授权代理，这是两个独立的广告，即两个独立的要约。那么，李珉的交还遗失物的行为，是对哪个要约的承诺呢？或者是对二者的同时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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