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也是灰色交易频繁曝光的重大建设项目，往往都发生在分散采购领域。由于没有法定义务将采购项目交给集中采购机构，采购人也就有机会与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机构招标公司进行“合作”，提高采购预算和中标价格，从中赚取巨额的回扣和酬金（一般为20－40％）回报。
可见，法律的缺位为公共权力设租人和寻租人提供了“合法”的交易场所。根据
政府采购法第
十八条规定，采购人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财政部出台的行政规章，将集中采购又分为政府集中采购和部门集中采购，规定后者可以委托社会中介招标采购机构进行代理，所出台的《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中，特别列出了部门集中采购的范围，其实质就是分散采购。
笔者认为，这种划分，严重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部门集中采购也是属于政府集中采购，为维护法制统一，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由于行政规章严重违反了上位法的规定，2003年我国集中采购规模为1025亿元，占采购总量的61％，然而自去年开始，我国的集中采购规模明显出现被逐渐压缩而分散采购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愈演愈烈。这一现象的出现，除了行政规章突破法律框架之外，还有行政自由裁量权不受任何约束，导致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的定义越来越不确定。只要各单位、各部门有“特殊需求”的申请，监管部门就可以批准为部门集中采购，也就可以合法地规避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政府依法设立集中采购机构就是要落实和推行集中采购制度，将原来分散在各采购人的采购权依法集中并赋予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来统一行使和统一规范。然而，与立法初衷相违的是，采购制度实施后，招标代理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发展壮大，与各级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并驾齐驱，形成了以营利为目的招标公司与非营利为目的各级集中采购机构共同代理政府采购业务的局面。前者虽然不属于我国政府采购模式之一，但法律没有禁止其代理政府采购业务。这样一来，我国政府采购的组织形式客观上也就包括了三类主体，即集中采购机构、各部门采购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招标公司。后一采购主体的业务量远远地超越了各级政府采购中心。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世界上一些政府采购制度比较成功的国家，很少有以营利为目的社会中介机构代理政府采购业务。由于中介机构依附于公共权力部门，行使着采购人的权力，客观上又躲避了法律的监督，从而演绎了一场场暗箱操作的黑幕，严重损害了政府采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为了规范政府采购的组织形式，我国的立法应禁止中介的招标公司代理政府采购业务。或者通过公开招标的政府采购方式选择几家社会中介机构代理政府采购业务。（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