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积极参加者
刑法并未对聚众犯罪的积极参加者做出界定，这导致实务界对积极参加者的认定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有学者认为，积极参加者是指主动扰乱社会秩序并起主要作用的人。[37]还有观点认为，积极参加者一般是指主动参加聚众斗殴并在斗殴中发挥重要作用，或者在斗殴中致人死亡、致人重伤者。[38]司法实践中也有观点认为，积极参加者是指在聚众斗殴中发挥主要作用或者在斗殴中直接致死、致伤他人者。[39]
这几种观点都以行为人在聚众斗殴活动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作为辨别积极参加者的标准。鉴于我国刑法已经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的大小作为区分主犯、从犯的衡量标准，上述观点可行性值得怀疑。
刑法第
26条规定，“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按照前述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在聚众斗殴罪构成共同犯罪时，积极参加者肯定是主犯，因为积极参加者在聚众斗殴活动中起“主要作用”。但是司法实践中，多数情况下，积极参加者往往被认定为从犯。而按照第二种观点，由于积极参加者只是起重要作用，肯定不可能构成本罪的主犯，而只能构成从犯。而事实上，积极参加者也可能会在聚众斗殴活动中起到主要作用。积极参加者既可能构成主犯，也可能构成从犯，具体视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定。[40]因此，以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为标准来认定积极参加者是不可取的。
“积极参加者”中的“积极”是一种带有主观评价的词语，强调的是行为人对参加聚众斗殴活动所具有的主动、热心的态度，这反映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对于“积极参加者”的界定除充分考虑这一点外，还应当考虑行为人的参与程度及行为后果。笔者认为，“积极参加者”是指明知是聚众斗殴活动而积极主动参与的人或者在斗殴中造成严重后果的人。
但是，要想区分积极参加者和首要分子、一般参加者，单靠这一抽象定义尚不足以做到，这需要司法实践经验的积累。笔者认为，具备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积极参加者”：（1）主动要求参加聚众斗殴活动的；（2）经首要分子要求参加，欣然应许并主动出谋划策的；（3）主动提供斗殴器械的；（4）在“聚众”阶段，积极帮助首要分子联系纠集斗殴人员，或同对方约定斗殴时间和地点的；（5）在“斗殴”阶段造成严重后果（不包括导致他人死亡或重伤）；（6）主动提供交通工具大规模接送聚众斗殴人员的。当然，本文不可能穷尽构成“积极参加者”的所有情形，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结合行为人客观上的参与程度及其主观恶性来衡量。
（3）一般参加者
根据
刑法第
292条的精神，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才构成聚众斗殴罪，一般参加者不构成。但是如何认定“一般参加者”，鲜见讨论。笔者认为，和“积极参加者”一样，对于“一般参加者”的认定也应当从行为人在聚众斗殴中的参与程度、主观恶性以及行为后果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与“积极参加者”相比，“一般参加者”的参与程度比较低，主观方面也没有前者“主动”和“热心”，客观上也未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一般的，如果行为人被迫参与斗殴，没有造成他人伤害的或者碍于哥们义气到现场助威但没有实施斗殴行为的，应当认定为“一般参加者”。
（四）聚众斗殴罪的主观要件
1.聚众斗殴罪的罪过
通说认为，本罪的罪过是直接故意。从认识因素上讲，要求当事人认识到其行为是聚众斗殴行为，该行为会破坏社会公共秩序和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从意志因素上讲，要求行为人希望上述危害社会结果的发生。
成立本罪除了要求行为人具有聚众斗殴的直接故意外，是否要求对方当事人也具有聚众斗殴的故意？对此问题，目前学术界和司法实践尚未形成统一看法。有观点认为，双方当事人均有斗殴的主观故意才成立本罪。[41]也有持不同观点的，认为本罪的成立不需要对方当事人也具有聚众斗殴的故意。[42]反对意见得到了司法实践的认可。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涉枪涉爆、聚众斗殴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2年331号文件）规定：“一方有互殴的故意，并纠集3人以上，实施了针对对方多人或其中不特定一人的殴斗行为，而对方没有互殴故意的，对有互殴故意的一方可以认定为聚众斗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