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的法律可能为非正式市场和个人关系提供操作准绳(Hay and Shleifer, 1998)。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卡塔琳娜•皮斯托教授（Pistor）等在分析24个转轨经济国家投资者保护水平与该国证券市场发展规模的关系后发现，执法效率是解释一国证券市场发展规模的一个重要变量，制约转轨经济国家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执法效率的低下。回归分析表明，执法效率比法律条文的质量对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有更强的解释力。该研究结果指出了转轨经济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一个根本问题，即转轨的成功需要国家的角色完成由经济活动的直接协调者向公正的公断者的转变。而投资者对执法效率缺乏信心表明，这种转变尚未完成。在这种环境下，要加强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保护水平，改进和完善法律条文最多只是部分的解决方法（Katharina Pistor, Martin Raiser, Stanislaw Gelfer, 2000）。
五、法律移植决定经济发展论
基于上述LLSV范式，法律制度不仅外生性地决定了国家的经济架构和经济绩效，其产生的影响还取决于该制度是从哪个国家移植过来的。在美国的法学院里，一些以
公司法、公司治理结构为专攻方向、对经济学也很精通的法律学者注意到了法律制度与实际情况相背离的问题，在他们当中，“法律并非重要”（Law is trivial）的观点占据了上风。
１、法律制度的移植过程比法律制度的来源更加重要。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卡塔琳娜•皮斯托教授(Katharina Pistor)就是上述对法律制度起源(legal origin)的重要性持怀疑态度的学者之一。她的主要观点是，由于法律是不完备的，应根据各移植国的国情、习俗不断进行适应和演进”。具体来说，波科维茨、皮斯托和理查德的研究着眼点，主要是放在某个国家接受法律制度移植时的移植过程上，而不是这个法律制度起源自哪个国家（Berkowitz, Pistor 和Richard 2001）。例如，已拥有正规法律秩序的国家接受法律制度移植后，是否使移植进来的法律制度适应了本国国情(adaptation)？另外，引进的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否是该国已经“适应”了的东西(familiarity)？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移植进来的法律体系就会发挥效用。反之，如果没有依照移植国的国情引进法律制度，或者只是单纯按照殖民者政策进行移植、而被移植的国民并不适应该法律体系，那么人们对所移植的法律的需求就不大，而移植进来的法律制度就不可能像起源国那样，也不可能像移植效果比较好的国家那样发挥作用。他们将这种影响称为“移植效应(transplant effect)”。
他们将LLSV所研究的49国中接受法律移植的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合上述“国情”或“适应”标准的、进行了“接受性移植”的国家，一类是与上述两个标准都不相符的“非接受性移植”国家。其中，日本属于“接受性移植”国家。日本在明治时期最终接受了德国的法律体系，虽不符合“适应”标准，但却是符合“国情”标准的范例，这是因为日本民法和商法的初期草稿虽然受到法国法的影响，但最终由于德国法的法律体系可以充分地容纳日本的既存习惯而采纳了德国法。
在对法律制度的移植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他们综合了一些LLSV使用过的、与法律执行的效率性相关的指数——合法性指标（legality），并将这些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检验法律制度起源的影响与“移植效应”哪一个更大。检验结果表明，移植了法国法的国家和“非接受性移植”国家，都对合法性指标产生了负影响，但在影响程度上，以 “移植效应”的影响为大。也就是说，作为法律执行效率性的决定因素，法律制度的移植过程比法律制度的来源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