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矫正正义”：价值论证的结构
“各得其所”的正义原则虽然为人们所公认，但它却是高度“形式上”的，同时是不可比较的。
这是因为，“为个人应得的归于各人”（suuum cuique）的原则试图将每个人的所得与某种客观标准联系在一起，而没有涉及到“客观标准”本身，也没有涉及到在复数个人中不同要求之间找到平衡。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人际交互式的、实质的正义结构，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为我们发现了一条思考的通道。
在亚氏的理论中，“矫正正义”（rectificatory justice）这一概念是相对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而言的，后者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和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如何符合比例地配置，前者则着眼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换和经济交换。在交换过程中，若一个人得到（不论其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其不应得之东西（不论这种东西是利益还是不利益）时，他就是不公正的人，这时，我们就要给予这个不公正以矫正，“矫正正义” 便开始发挥作用。矫正原则（diorthotikos），就其字面上的意思来说“是把东西弄直”，其目的在于“使交易发生之前和之后的数量相等”，即使每个人恢复到“应得”的状态。因此，矫正正义的相对性把加害者和受害者联系了起来；把加害者的不正当收益和受害者的不公正的损失联系起来；把诉讼的救济形式与消除双方当事人的相对收益和损失联系了起来。当一条分配正义的规范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时，过错人通过诉讼途径对过失做出赔偿，或剥夺其不当得利，就成为势所必然，作为一种司法正义，矫正正义在侵权行为人使他人遭受故意或过失损害的案件中，表现为“适当的补偿”，而在刑法领域中，又表现在确定给予罪犯人以何种刑罚的方面。回到我们思考的问题，“赔钱减刑”是否符合“矫正正义”？
（三）“赔钱减刑”当事人间的平衡
不同利害相关方的参与和合意即使不是对“是否正义”真理性的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证明——也是对“正义”的指示器。 而“矫正正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多方间寻求平衡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在犯罪人、被害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全面分析各自的“所得”与“所失”。
1.犯罪人
犯罪人从其犯罪行为中得到其不应得的“所得”，这时他就违背了分配正义，成为了一个不公正的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对他进行矫正。既然刑罚和赔偿不能同时施行，那么，仅仅刑罚能否对这个不公正予以矫正？回答是肯定的，如前所论，只要让他不应得的东西失去就使其得到了矫正，而刑罚恰恰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就连提倡刑罚宽和的贝卡利亚也不会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只要刑罚所带来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会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即得利益的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