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 不是“道不同”那么简单，而是中国的法学家都变成“部门法学家”了，只满足于“部门之道”，而基本没有意识或没有能力求整体之道！如果民法学家还像现在这样一方面满足于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的民法观（其实这种民法观早已经过了现代“行政国家”的改造）的简单理念，不承认国家的结构性地位和有效性（公法的论证核心），另一方面迷恋于部门法内的技术性环节，那么其社会影响力会锐减——他们知识结构单一，基本上不能为中国自2002年“改革共识”破裂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提供有益的智识。因此，邓正来的提问实际上已经触及了民法学家的集体痛处，虽然民法学家一直以为邓批评的只是法理学界。
■ 重庆钉子户事件中江平被普遍的指责就是民法学家危机的一个预兆。
■ 老一辈的民法学家基本上是和“改革”共命运的，在2002年“改革共识”破裂以后，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对改革进行整体性的反思和寻求新的共识（宪政共识），他们会越来越不适应！
■ 没有办法，改革过去了，他们也就过去了，对于我所提出的“后
物权法时代”的问题与主义，他们基本上已经没有能力回应了！
■ 记得《走向共和》中李鸿章说过一句话“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当时我记得你
还回应了一句“深刻！”确实如此阿！
■ 你看02年以来共产党为何频繁的提出“三个代表”、“先进性”|“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中央已经基本默认了邓时代的终结，“改革共识”的破裂，江是一个享受邓时代成果的人，捡了便宜，胡就苦了，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提出的这些东西拿一个真正有效！
■ 北京近几年的思想活动非常激烈，这儿是全中国权力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灵魂跳动最激烈的地方！
■
物权法争议其实处于一个“改革共识”破裂以后中国整体性的公共辩论语境之中，可是民法学家基本没有什么新词！：（
■ 是啊，胡既可能大有作为，又可能遗臭万年——这又是一个成就民族大领袖的时代，只是不知胡是否能够胜任——但至少有一点，如果胡还全盘抱着邓和江的遗产，他必然是一个悲剧！
■ 所以要创新啊，主要不是经济领域的创新，而是政治体制的创新——这种创新在现时代主要不是解决效率的问题，而是解决公平的问题！
■ 这是一个考验全中国人民智识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