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饮酒简史与法律成长-法搜-中国法律信息搜索网

　　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后，恰遇我进入法学院学习之大好机遇。学习了多门法科，尤其是结识了民法之后，民法的诸理念渐渐为我所接受。在喝酒的问题上，我不再坚持过去那种“喝酒无好人”的错误思想，转而认为喝酒乃是一种生活自由，也是一种消费权利。自由理念与权利理念渐入我心，在酒水面前也不再腼腆，终于大方地揭开了个人喝酒的历史。不过，这种进步并非完全进步，局限性仍然存在。例如，喜欢“劝酒”，劝酒自古有之，操作起来其实并不难，几乎任何因素都可以成为劝酒的理由，如姓名可以成为劝酒理由，同姓的喝一杯、不同姓的也要喝一杯；性别、职业、籍贯、年龄、人际关系种类、天气等均可作为劝酒的正当借口。按理说，适当的劝酒也是一种饮酒礼仪。但劝酒过度，不论对方如何推辞，仍然执意相劝，那就不再是劝酒而是逼酒了。显然，这从民法理念上来说，过度劝酒或者逼酒的行为，事实上是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滥用了劝酒自由，而抹杀他人的饮酒自由，本质上自由理念的不成熟。如果这种饮酒强制万一得逞，还有可能给对方造成伤害，严重者还有可能酿成大祸。在民法园地里，每一个人都是具有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主体地位，不容他人干涉与侵扰。更广义上的劝酒，还包括对酒之品种的强迫。比如，只要集体表决为喝白酒，对个别不喝白酒的人，总是要迫使人家不能有例外，在酒桌上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绝不允许有人搞特殊。说白了，这也是在限制他人的自由。此外，有时还有可能出现赖酒、骗酒等行为，把白水当作白酒作为替代履行，把茶水当作啤酒替代履行，显然这是一种欺诈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这种行为也会被人批评为“酒品”有问题，或者“酒风不好”。
　　后来到了上海，由于客观原因，北方的生活习性难以维系，逐渐被南方生活方式所熏染。高度酒少了，低度酒多了；喝酒的人少了，不喝酒的人多了；劝酒狂饮的少了，象征性礼节性喝酒的多了。于是，我的饮酒史也发生了变化。白酒逐渐离开了我的最爱，而让位于啤酒、黄酒等低度酒。酒桌上很少出现过去那种劝酒的场面，喝与不喝、喝这与喝那、喝多与喝少，都非常自由了。在看到有人喝多时，还要友情劝告尽量少喝为好。这其实也反映了一种法律成长变化。朋友相约喝酒，完全是一种契约，违约者（比如迟到者）要承担违约责任的，责任形式就是喝“罚酒”。过去罚酒的数量一般是很多的，并且在其他如约履行的人监督下如数喝完。但后来，这种“较真”型罚酒少了，通常只是要求违约一方象征性喝一杯即可，不再从数量上与程序上添加过多要求，尽量让违约一方的违约程度与责任承担能力保持相当一致，以体现公平原则。